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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癌症:我们还能做什么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9日17:26 南风窗

  控制癌症,我们还能做什么?

  □本刊记者 石 破

  食管癌的病程很长,一般来讲,由癌前病变发展为晚期浸润癌,整个病程约需20~30年。在如此长的病程中,似乎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着手阻断癌前病变的进展,甚至将其逆转为
较轻的病变或正常。

  这种想法似乎有些天真。一名长期从事肿瘤研究的医务工作者对记者说:“我觉得现在是‘两头凉,中间热’。上头不关心这事儿,下头也不关心,中间是我们搞肿瘤防治的医疗工作者,激动得不得了!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多种肿瘤都有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方法、技术,现在是让这些方法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但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介入,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需要机制的建设,也需要老百姓卫生保健意识的提高。”

  “别的不敢说,食管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没问题的,技术也是成熟的,就看我们怎么做这个事情:人群到了年龄以后,怎么普查?谁去通知他们?经费问题怎么解决?北京医疗队的队长魏文强也对记者说。

  1970年代,中国医务工作者在政府组织下,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覆盖8.5亿人的死亡回顾调查,给国家确定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重点提供了可靠的信息;1980年代,肿瘤防治部门也经常搞些万人级的普查;1990~1992年,中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又搞过一次覆盖1.1亿多人的调查。从此之后,肿瘤防治再也没有搞过大规模普查。

  魏文强说:“肿瘤的发展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过程,所以要多次进行复查。但我们做的几次调查,数据根本无法对比:1970年代是全人口,1990年代是1/10抽样,而现在要再做这么大的普查,首先是谁来买单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做小范围的普查,比如依托中美合作,有资金支持,研究项目需要哪一部分,我们就做哪一部分。”

  即使不能进行覆盖全人口的普查,只要对各种肿瘤高发区的人群进行普查,就能查出许多早期患者,并及早进行治疗。1970年代,北京医疗队等单位就在林州搞过一次对3万人的普查,查出一批食管癌早期患者,这些患者经治疗大部分都存活了10年以上,甚至达到30多年,死亡曲线跟正常人基本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果。但这样的普查,现在也没有了。

  1980年代,全国有60多个肿瘤治疗研究基地,这些基地都建立在肿瘤高发现场,不仅惠及当地群众,还产生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癌症防治研究成果;因为国外少有这样的肿瘤高发区,外国专家学者也来寻求合作研究。

  2002年12月8日,由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主办的“中国癌症现场防治研讨会”提出,由于国家未将高发现场癌症防治工作列入卫生工作计划,现场工作或依赖医疗服务补偿,或挂靠一些大的科研项目(多为国际合作)维持,投入严重不足。据估计,1/3的癌症防治示范基地已名存实亡,1/3的基地工作时断时续,仅1/3的基地运作比较正常。像林州食管癌防治研究基地及项目活动能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有美国的资金投入。

  魏文强告诉记者:“最近,

卫生部疾控司、中国癌症防治基金会重新搞了几个早诊早治的基地,食管癌的基地有河南林州、河北磁县;宫颈癌的基地有山西襄桓、广东深圳等。以后会逐渐把各种肿瘤都建立起一个早诊早治的示范基地,对各种肿瘤都有一个筛查及早诊早治的规范,在基地按规范做几年,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可行,就向全国推广。”

  如果我们的思想、体制、资金投向还是“重治疗、轻预防”,那么包括食管癌在内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就仍然会居高不下,或向上攀升,而通过建设癌症防治示范基地,推动癌症的现场防治工作,是实行“预防为主”的一个好办法。

  根据目前的农村卫生体制,在县、乡、村三级医疗网中,处于“网底”的村卫生室,承担了农村大部分公共卫生职责。但随着

医疗体制的改变、地方政府对村卫生室的不重视,许多村卫生室连自己都养不活。

  记者在林州市任村乡采访时,该乡豹台村卫生所所长李保善闻讯赶来,邀请记者到他的卫生所参观。豹台村共有1400口人,每年死亡十来个人,至少5人是死于食管癌。从1980年代起,李保善和他的同事们配合北京医疗队,给该村110名参加试验的村民发药,监督吃药,回收药瓶,填报有关的资料卡片。

  李保善说,村卫生所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注射费及药品利润,以前中药有30%、西药有15%的利润,还能顾得住。医药市场开放后,药店增多,药品降价,村卫生所只能靠诊断费、检查费挣个三四毛钱。就这点钱,村里的老百姓还不想掏,一有病就去外面药店买药了。所以,村卫生所的日子非常艰难。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李保善说,“要在村口设岗检查,给外出打工回来的人量体温。我们还自己掏了1000多块钱,买口罩、喷雾器、消毒液、体温计,但是村上没给一分钱补助,认为这是卫生所的职责所在,是应该的。”

  村卫生所的房顶上到处是漏洞,“今年7月22日下大雨,我一夜没睡,怕房子塌了。”李保善说,“第二天我给村里写报告,要求搬家,不要让我们葬送在这里。村里说没钱,让找市政府去。我去了市财政局、卫生局,都说没钱。又去了信访局,信访局让我去找乡政府。乡政府给村支书打电话,让村里找房子。村里还说没房子,让我们趁着学校放假,先搬到学校,等雨季过去了再搬回来。”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魏文强对记者说,“我经常在下面跑,到山西等地也听到这样的反映。国家的许多政策落实不到村卫生室,比如国家最近颁布政策,所有的计划免疫疫苗接种都是免费的,这项很好的政策也有落空的危险。上面每年给村卫生室800~1000块钱,买耗材都不够。公共卫生是政府的公益性事业,政府应该拿钱。你让它自己都运作不了,那就只好能打多少针就打多少针,能不打就不打。”

  一名医学专家向记者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公共卫生是个大问题,不仅仅是传染病。SARS之后,政府对公共卫生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主要偏向于传染性疾病。传染病来了,你把整个防护体制建立起来,监测它就行了。但你建立起来的东西,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应付几十年不遇的传染病。对于基层和常规医疗工作来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非常大的一块,2003年全国因SARS死亡249人,因食管癌死亡人数却高达15万,而且以后每年还都要死这么多人,甚至更多……正因为癌症是慢发病,对它的防治更困难,所以我们才更应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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