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钱塘潮淙

　　朱自清在北大提前毕业的消息传到扬州，朱家上下喜形于色。原来自从三年前朱小坡和儿子分手之后，在徐州没有谋到差事，病倒外乡，后被人送回扬州。从此贫病交加，家道日衰，因此心情郁愤，脾气暴躁。现在听到儿子不负所望，心中不禁大喜，日夜盼他回来。

　　在扬州天宁门桥北，有一座千年古刹天宁寺，规模宏伟，庄严灿烂，为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首，内外驰名，香火旺盛。一天，朱小坡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乃去天宁寺烧

香求助，于佛前求得一签，上云：三径犹荒草，渊明尚未归。

　　故乡风景好，雁影送斜辉。

　　老和尚道贺说：“恭喜你老人家，你儿子要和他好友一起回乡做官了”。朱小坡听了十分高兴。　不久，朱自清果然风尘仆仆地和同学俞平伯一起回来，但却不是做官，而是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这是一师校长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请他代为物色教员，蒋梦麟遂将本校高材生朱、俞二位推荐给他。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位于杭州下城，本来是旧贡院，破烂不堪。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都在这里执教过。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改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校长是教育界负有盛名的上虞人经亨颐(子渊)。学校风气颇为活跃，师资力量也较为充实。由于是师范学校，学生中年龄差距很大，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竟有二十七、八岁，最多的是二十上下。朱自清是暑假过后，带着妻子来的，教的是高级班，学生年龄比较大。他那时才23乡，矮矮胖胖的身子，方方正正的脸庞，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给人的印象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儿。他说一口扬州官话，不甚好懂，但教学认真，备课充分，一上讲台便滔滔不绝，唯恐荒废了时间。但由于第一次上讲堂，心情难免紧张，因此讲话有点结巴，有时竟急得满头大汗。学生们倒是比较喜欢听他的课，有时从别的班上偷偷地溜到他的班里旁听。因为年轻，同学们都称他为“小先生”。课余时间，“老学生”们也常常到“小先生”家里求教，“小先生”总是让坐、倒茶，热情地招待，谈话间常常流露出年纪轻轻就出来教书，在学业上不能继续深造的痛苦。武钟谦为人娴静，除招呼之外，照例不搭腔，只是默默地坐在床沿上做针线活。

　　在杭州一师，朱自清的心情是矛盾而又复杂的。一方面是五四的余热还没有退尽，心中尚燃烧着对光明的企求，在《送韩伯画往俄国》一诗中，他把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无产阶级红色风暴，喻为冲天而起，不断在天际流动的“火一般红云”，它把“黑漆漆的大路”，“照耀得闪闪烁烁的有些分明了”，流露了由衷赞美的心情。就在那红光普照的背景里，他勾勒了一个追求“红云”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他在十月革命的激励下，热血沸腾，他向“鲜明美丽”的红云表示：“我愿意放下我所曾有的，跟着你走，提着真心跟着你！”这个“赤裸裸的从大路上向红云跑去”的光辉形象，是诗人的发现，也是诗人的创造，那里包孕着年轻朱自清的理想和愿望。而另一方面，他又对现实感到惶惑：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原来她不见了！她的美在沉默的深处存着，我这两日便在沉默里浸着，沉默随她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归呢？

　　但是她的影子却深深印在我心坎里了！原来她不见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什么！

　　——《怅惘》

　　诗里的“她”，只是一个象征的意念，表露的是青年诗人内心沉重的失落感，他被“茫茫何所归”的愁云茵笼住了。

　　朱自清不善交际，为了排遣时日，他只有在工作之余偷闲外出郊游。杭州坐落在钱塘江北岸，是一座名闻遐迩令人神往的美丽古城。晶莹清澈的西湖，犹如光耀天宇的明镜，镶嵌在城区西面，“波涌湖边远，山催水色深”，周围群山秀丽挺拔，林木郁郁葱葱，沿湖柳树成荫，繁花似锦，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真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呵！朱自清对这座名城，自是向往已久，他曾写道：“杭州是历史的名都，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画意诗意，差不多俯拾皆是”。①11月28日，他约了几个友人，一起去游逛天竺、灵隐、韬光、北高峰、玉泉等胜景。灵隐寺是江南著名的古刹，林幽树密，溪水清澄，朱自清和友人漫步在灵隐绿树荫蔽着的小径上，欣赏那在万绿丛中冷冷地流淌着的泉水，瞻仰那金碧辉煌、巍峨幽深的殿宇。沿途那些在微风中飞舞的修竹，萦绕于山腰的轻烟，以及葱绿的松柏、血红的枫树，鹅黄的白果、雪白的茶花，都使他流连忘返，惹起无穷的遐想。最后登上北高峰，于寂静暮色中，眺望笼罩于山间的迷迷镑镑的烟霭。妩媚的自然风光使他陶醉了，心里愉快极了，但有时触景生情，一丝愁情无端地翻上心来。当他步出紫竹林时，看到地上有一堆黄叶，心中不禁喟叹道：可怜的叶儿，夏天过去了

　　你们早就该下来了！

　　可爱的，

　　你们能伴我

　　伴我忧深的人么？

　　他俯下身，捡起两片黄叶，珍惜地存在口袋里。在回去的路上，他踏着枯叶，发出唧唧喳喳的声响，心中默默喊道：你们诉苦么？

　　却怨不得我们；

　　谁教你们落下来的？

　　一阵风过，吹落一片树叶，他也感叹不已：有谁知道这片叶的运命呢？①一粒沙中见世界，半瓣花上诉衷情，他一路上对黄叶、枯叶、落叶的感慨，抒发的岂不正是他对自己孤寂处境的感受？唉，生活的担子，已经使这位刚出校门的年轻人经受不住了。请听：“担子”渐渐将我压扁；他说，“你如今全是‘我心’了。”

　　我用尽两臂的力，

　　想将他掇开去。

　　但是——迟了些，

　　成天蜷曲在“担子”下的我，便当那儿是他的全世界；灰色的冷光四面反映着他，一切都板起脸向他。

　　……

　　——《自白》

　　晚间无事，他就努力写诗，还好有一个挚友俞平伯和他同事，可以切磋诗艺。俞平伯浙江德清县人，和朱自清是北大同学但不同系。俞平伯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常在《新潮》上发表，朱自清认为他是这方面的老资格，因而把自己偷偷写下的新诗集《不可集》送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批评指正。所谓“不可”者，乃出自《论语》“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系勉强尝试的意思。可惜不到半年，俞平伯就辞职到北京去了。　朱自清对一师的环境不大适应，初出茅庐的“小先生”在颇有世故的“老学生”面前，有时不免感到困惑。当时学生魏金枝曾回忆说：“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静下来”①。不久，就“小有误会”了，他终于尝到了人生的苦味。《转眼》一诗就记录了他当时复杂的心绪，他感到在那“人间的那角上”，“找不着一个笑”，他被“弥天漫地的愁”絮团团地围住了。东西南北那眼光，惊惊诧诧地目夹他。

　　他打了几个寒噤；

　　头是一直垂下去了。

　　他也曾说些什么，

　　他们好奇地听他；

　　但生客们的语言，

　　怎能够被融洽呢？

　　“可厌的！”——

　　从他在江南路上，

　　初见湖上的轻风，

　　俯着和茸茸绿草里

　　随意开着

　　没有名字的小白花们

　　私语的时候，

　　他所时时想着，也正怕着的那将赐给生客们照例的诅咒，终于被赐给了；

　　还带了虐待来了。

　　自尊的他经受不住“没有名字的小白花们”的私语，提出了辞职：羞——红了他的脸儿，血——催了他的心儿；他掉转头了，

　　他拔步走了；

　　他说，

　　他不再来了！

　　同学们慌了，都热情地挽留他，劝他不要离开他们：他的脸于是酸了，他的心于是软了；

　　他只有留下，

　　留下在那江南了。

　　虽然学生们“像‘花’一般爱他”，但正如他说的，“后来他们和我很好，但我自感学识不足，时觉跋徨”①。遂决意离开一师。

　　暑假里，他经人介绍，往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扬州是他“长于斯”的地方，八中系他母校，照理说是很惬意的，谁知竟不如浙江一师。开头他颇想有所作为，一来便为学校写了一首校歌，“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冈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健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豪雄，体育须兼重。人才教育今发煌，努力我八中”。但八中风气并不见“佳”，人格似乎也不怎么“健全”，使他无法得以小试“豪雄”。朱自清虽谦和，但秉性耿直，遇见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有时要发发“憨气”。到任不久便和人发生了争执，起因乃招考新生时，一个小学教师领学生来报名，保证书有问题，对方要求通融，朱自清坚执不允，弄得彼此不欢而散。没有多久，又和校长意见不合，一来“太忙”、二来“教员学生也都难融洽”①；加之家庭不和，他每月薪水均由学校送到父亲手里，他无权支配。因而他不管家里反对，辞职不干，决意要离开这个使他厌恶的地方。

　　秋天，朱自清经好友刘延陵介绍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刘延陵江苏泰兴人，和朱自清自幼相识，这时正在那里执教。中国公学在吴淞炮台湾，朱自清一到那里，刘延陵就告诉他一个新鲜消息：“叶圣陶也在这儿！”

　　叶圣陶江苏苏州人，五四以后写有不少新诗和小说，在文学界颇有名气，他的作品朱自清都看过，对他很是景慕。“怎样一个人？”朱自清好奇地问。

　　“一位老先生哩”。刘延陵回答。

　　朱自清感到很意外。一个阴天，刘延陵带他去拜访叶圣陶，一见面朱自清就觉得叶圣陶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眼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①朱自清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叶圣陶似乎也是如此，所以两人只是泛泛交换了几句对创作的意见。随着交往慢慢密切，两人的友谊才与日俱增，朱自清喜欢叶圣陶的寡言，喜看他有味地倾听他人说话的神情，喜欢他的和易，因为这和易乃“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②更喜欢他厌恶妥协的率直精神。两人亲与相处，日子过得颇为愉快。

　　在上海中国公学，朱自清更进一步地凫进了文艺新潮。当年文学革命之树，如今已是叶茂根深，鲜花满枝了。一些先进的文艺青年亟思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杂志，以便在一个鲜明旗帜下，集结力量，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发表自己的创作。1920年底，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文学研究会，翌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大会，并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宣言”与“简章”。接着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下设小说、诗歌、戏剧、批评、杂文等五个小组。叶圣陶便是该会发起人之一，又是诗歌组的成员。朱自清也是该会成员，入会号数为59。文学研究会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①，认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②，是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旗帜的文学团体。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骨干郑振铎等人南下上海，与沈雁冰等汇合，组成了以上海为基地的阵营，叶圣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五四运动以来，复古主义者就沆瀣一气向新文学阵营发起进攻，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新诗。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些留学美国的教授胡先髕、吴宓、梅光迪等，自我标榜“学贯中西”，以“新知”来提倡“国粹”，维护“圣道”。他们讥讽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大张旗鼓，以讨论诗学之名，行攻击新诗之实，大量刊登古诗，叫嚣新诗“亟待研究之点颇多”，态度十分猖獗。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都是新诗人，对此岂能坐视不理？他们联系俞平伯，商量出一个专门倡导和发表新诗的刊物，与复古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抗争。他们的计划得到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这时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马上写信告诉他：“《诗》决由中华书局承办，已定。”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归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

　　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

　　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量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预告”刊出后，他们加快了筹备工作。10月底，《学灯》上又登出了《〈诗〉底出版预告〈二〉》，宣告：“创刊号准予明年1月1日出版”，内容为“一诗，二译诗，三论文，四传记，五诗评，六诗坛消息，七通讯”。预告登出后，受到了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

　　《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它标志了从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并义正辞严地宣判了旧诗的死刑，以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向复古主义者挑战。　《诗》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63页，于1922年1月出版时，用的是“中国新诗社”名义，其实，并没有这个组织。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和刘廷陵，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们经过商量后，遂于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声明，“将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并于下一期刊物的封面上，标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的字样。刊物由叶圣陶、刘延陵具体编辑，刘延陵“最热心”，“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①。朱自清也花了不少力气，他常和远在北京的俞平伯通信，讨论新诗创作问题。俞平伯常将自己的诗作寄来，朱自清对他的《小劫》一诗赞不绝口，说它是“意境殊胜，音节底单缓和美，真是无以复加”，“妙在能善揉古诗音调之长，要施以一番融铸工夫，所以能悦耳，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是一篇“光明鲜洁”之作②，遂将它刊于一卷一期之首。　《诗》月刊主要以创作为主，奉行的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宗旨，比较广泛地暴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诉说知识分子的苦闷。朱自清为刊物写有不少诗篇，在《宴罢》一诗中，他通过一个宴会的描写，将“酒够”、“乐足”、“脸红”、“头晕”的宾客，和伺候客人而显出“饥和惫的颜色”的仆人阿庆进行对比，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今天真的侮辱了阿庆！也侮辱了沿街住着的

　　吃咸菜红米饭的朋友！

　　诚挚地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诗》月刊对当时诗坛的另一贡献，便是对小诗的倡导和讨论。那时正是小诗创作的萌发时期，周作人在《诗》刊上大力介绍日本小诗，朱自清对周作人的热心很是感动，也写了《短诗与长诗》一文，对小诗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探讨，认为有些流行短诗“只有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正和旧诗、词和散曲里所有的一样！因此不能引起十分新鲜的兴味；近来有许多人不爱看短诗，这是一个重要的缘故。长此下去，短诗将向于疲惫与衰老底路途，不复有活跃与伶俐底光景，也不复能把捉生命底一刹那而具体地实现它了。”他希望作者们不要形式地学习外国小诗，而要“兼采日本短诗与《飞鸟集》之长，先函养些新鲜的趣味”，以改变自己“单调的作风”。他主张小诗“贵凝炼而忌曼衍”，在艺术上应“重暗示、重弹性的表现，叫人读了仿佛有许多影象跃跃欲出底样子”。因此他要求作者要用“极自然而又极慎重的态度去写短诗。”他身体力行，为《诗》写了三首小诗，以极其精炼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内心刹那的感兴。他把其中两首抄寄俞平伯，得到俞的称许。30多年后，俞平伯在忆及此段因缘时，还赞不绝口：其时小诗很流行，我的《忆游杂诗》，全袭旧体诗的格调，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诗，有如“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语简意长，以少许胜多许①。

　　《诗》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徐玉诺、王统照等都为它写过稿，共出了两卷七期，至1923年5月停刊。它犹如一枝迎风招展的鲜花，透露了新诗世界的春天信息。当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正为《诗》月刊的出版而努力奋斗时刻，他们执教的中国公学却闹起了风潮。起因是旧派教员煽动部分学生驱逐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并攻击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等七八位新教员。中国公学教员多为北大学生，于是请胡适出面调解，胡适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对此次风潮情况略有记载：四时，到水榭，赴中国公学同学会。上海中国公学此次风潮，赶去张东荪。内容甚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班旧人乃想拾出北京的旧同学，拉我出来做招牌，岂非大笑话！

　　他们攻击的新的教员如叶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这种学校，这种学生，不如解散了为妙！①朱自清曾向刘延陵提出一个强硬的办法，即中学部停课以支持大学部，就担心一向持重的叶圣陶不会赞成。谁知一经提出，叶圣陶立即赞同。他对风潮中的妥协派早已怀有极大的怒忿。但“新人”毕竟斗不过“旧人”，学校并没有“解散”，“很好的人”却被解聘了。

　　在残蝉声断梧叶萧索的深秋季节里，朱自清接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聘书。

　　风澹荡，

　　平原正莽莽，

　　云树苍茫，苍茫，

　　暮到离人心上。

　　——《沪杭道上的暮》他怀着离索的心情，行色匆匆地从上海赶到杭州。学校当局对他很热情，听说叶圣陶也在上海，便请他代为邀聘，朱自清立即给叶圣陶去信，回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朱自清大为高兴。　11月的一天，叶圣陶乘车南来杭州，朱自清到车站迎接。学校很优待，为他们各备了一间住房，叶圣陶秉性温和，笃于友谊，害怕孤独，乃向朱自清建议，把自己的那间房屋做为两人居室，而将朱自清那间当做书房。从此两人联床共灯，或是各据一桌预备功课，或是相对品茗闲聊，有时也一起下馆子小饮几杯，但更多的是结伴游逛西湖。朱自清写道：“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①去年孤单一人，心情欠佳，没有尽兴，现在有好友为伴，自然游兴偏浓了。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晚上，朱自清乃邀叶圣陶和另一友人共泛西湖，这晚月色真好，有点风，但不大，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一溜反光，像新砑的银子。远山只有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闪现出一星灯光。湖上很静，只有他们这一只小划子，在慢慢地荡着，叶圣陶触景生情，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大家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打破湖面的空寂。这天恰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生日，净慈寺十分热闹，在船夫的建议下，他们弃舟登岸来到佛殿，只见灯火辉煌，佛婆在念经，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片，庄严的乐音在大殿里迂缓地回旋着。

　　夜深了，才荡舟回去，到校里躺在床上，两人尚上下古今谈论不已。隔了几天，朱自清又和叶圣陶到城隍山四景园游玩，他们坐在一间“又大、又静、又空”的屋里，看着太阳将花影在墙上慢慢地移动，向窗外望去，外面是鱼鳞似的屋，螺髻似的山，白练似的江，明镜似的湖。地上被一层层的屋遮住了，山上被一叠叠的树掩住了，水上被一阵阵的烟笼住了。两人相对默坐，静听着雏莺儿在远处“珠儿”、“珠儿”地唱着。

　　朱自清和叶圣陶极为相得，他们之间随意如闲云之自在，印证如呼吸之相通，“能说多少，要说多少，以及愿意怎样说，完全在自己手里，丝毫不受外力牵掣。这当儿，名誉的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诈的心也都没有，只为着表出内心而说话，说其所不得不说”。①随随便便，坦坦荡荡，任意倾吐，各无戒心。难怪叶圣陶感到和朱自清唔谈，有“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②。除夕之夜，两人都觉得无聊，后来谈兴浓起来了，彼此都不肯休歇，电灯熄了，率性离开书房到卧室，躺在床上谈，两床之间是一张双抽屉的书桌，桌上燃着两支白蜡烛。朱自清望着烛光，突然心血来潮，喊道一首诗做成了，随即念给叶圣陶听：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

　　1921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在这段日子里，朱自清生活得很有兴味，一来是有挚友相伴，二来是学生中文艺活动十分红火。浙江一师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中学，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最早受到新思潮的洗礼，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都从远道前来求学，汪静之便是从安徽绩溪来的，1921年9月他在《新潮》、《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新诗，在校里小有名气，被同学们称为诗人。此外，还有潘漠华、魏金枝、赵平福(柔石)、冯雪峰等，都是爱好文艺的。潘漠华当过小学教师，思想比较成熟，他想把同学中能文之士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文学社。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汪静之，得到他的支持，于是潘漠华又请了魏金枝和赵平福一起作发起人，联络了除一师之外的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女师的文艺爱好者共20余人，于1921年10月10日，一起到西湖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葛岭抱朴庐等处游览、座谈，宣告了“晨光社”的成立。社名是潘漠华取的，因为汪静之曾写有一首题为《晨光》的诗：我浸在晨光里，周围都充满着爱美了，我吐尽所有的苦恼郁恨，我尽量地饮着爱呵，尽量地餐着美呵！

　　“晨光”其实就是“曙光”意思，表示他们对光明和美好事物的热切向往。朱自清和叶圣陶一到一师，便被他们聘为顾问。晨光社是浙江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对它十分关注，沈雁冰曾通过《新浙江》报姓查的编辑向潘漠华了解情况，并在《小说月报》十三卷第十二号上，将潘漠华来信及《晨光社简章》予以发表。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朱自清和叶圣陶对晨光社的扶植自是不遗余力的。在他们主编的《诗》杂志上，就连续刊登了汪静之的诗。冯雪峰于1921年底写的《小诗》和1922年写的《桃树下》，也都发表在第二期上，这是冯雪峰最早的诗作。1923年下半年，在杭州报纸上，还出了一个《晨光》文学周刊。冯雪峰回忆说：

　　提到“晨光社”，我也就想起朱自清和叶圣陶先生在1921和1922年之间正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事情来，因为他们——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①晨光社活动多在星期天，社员们一起到西湖西冷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互相观摩习作，讨论国内外文学名著。1922年初春的一天，朱自清和叶圣陶被邀参加他们的活动，还和社员汪静之、程仰三、胡冠英、曹珇声等摄影留念。②后来，部分社员为了感谢朱自清和叶圣陶的热情指导，特在湖滨一家菜馆宴请他们，并到西湖大世界隔壁的“活佛照相馆”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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