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抗战纪念馆：平顶山在哭泣

　　2005年5月13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平顶山惨案”诉讼案作出二审判决，支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再次驳回了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消息传到“平顶山惨案”发生地抚顺市，奔流不息的浑河水为之咆哮，冤魂遍野的平顶山为之呼号，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诉讼团成员之一的莫德胜老人更是悲愤交加：“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可日本人杀了3000多个无辜，却怎么连个错都不认啊！”漫长的诉讼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10天后，老人带着对侵略者的无比忿恨离开人世。

　　4月中旬，我们从千里之外来到抚顺市，寻访“平顶山惨案”遗址和幸存者。当时的莫德胜老人已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抚顺电台同仁的帮助下，我们见到了另一位幸存者、也是诉讼团成员之一的杨宝山。

　　今年83岁的杨宝山住在抚顺市一个矿工家属院内，1室1厅的住房显得有些拥挤，但收拾得整洁有序。卧室里陈设古朴简单，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和几把沙发椅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杨宝山就坐在床上给我们讲述了那段凄惨绝伦的历史。

　　“平顶山惨案”发生的前夜，正值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对于3000多平顶山村居民来说，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他们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1932年9月15号，农历8月15，活跃在辽宁地区的一支民众抗日自卫军计划分四路攻打盘踞在抚顺矿山的日军，其中一路由南面向抚顺进发，在经过平顶山村时，烧毁了日军的配给店，袭击并焚毁了杨柏堡采炭所，打死打伤了几个日本人。

　　抗日自卫军的这次袭击，让日本侵略者彷惶不安，以至恼羞成怒，决定实施疯狂的报复。由于抗日自卫军已经撤离平顶山，日军竟然把魔爪伸向当地的无辜居民。

　　报复需要“借口”，日军寻找的“借口”就是平顶山村居民没有报告抗日自卫军的情况，诬称居民“通匪”。第二天，即1932年9月16号，日军出动守备队和宪兵队共194人，分乘4辆卡车，开进平顶山村，把全村男女老幼3000多人逼赶到平顶山脚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1932年9月16号，那个黑暗的日子让杨宝山永世难忘，那年他才10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调皮贪玩的孩子。当日军的汽车开进村里时，杨宝山还天真地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呢。

　　杨宝山：南边保甲所通知老百姓，日本人要在这演习炮，完了还照集体相，我一听很高兴，演习炮还照相，也没看过。

　　杨宝山就这样跟着父母，带着弟弟高高兴兴地来到村子南边的平顶山脚下，现场果然有六架用黑布罩着的东西，但那不是照相机，分明是上满子弹的机关枪。人群中有人一声高喊：“那不是照相机，是机枪，快跑啊！”

　　杨宝山：日本人一看很乱，很多人跑，把黑布一拽，机枪就扫射了，站着的人哭天喊地。)

　　一个日本军官一声令下，6挺机枪疯狂地扫向人群，许多人还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饮弹倒下，片刻之间，血肉横飞。一阵长时间的枪声之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活者不敢声张，伤者不敢呻吟。狡猾的汗奸高喊道：“日本人都走了，没死的赶快逃命吧。”逃过第一次扫射的村民信以为真，爬起来就跑，结果遭到日军更猛烈的第二次屠杀。这时的杨宝山被母亲用身体紧紧地压在底下，尽管如此，由于第二次扫射时，机枪子弹打得很低，杨宝山还是中弹了，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腰下部直穿到右腿肚子里。

　　杨宝山：母亲压在我身上，她脑袋挨着我的脑袋，她搂着我，身上的血都出来淌到我嘴里，我一舔一咸的，我知道母亲的血出来了，我在想，一颗子弹打在我身上了。

　　两次机枪扫射之后，日军仍不善罢甘休，为了不留一个活口，日军端着刺刀挨个搜查，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杨宝山感觉到冰凉的刺刀就点在他的身上，日军的皮鞋把他的脑袋都踩破了，他强忍疼痛，不敢出气，更不敢动弹一下。这场屠杀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直到傍晚才结束。由日军导演的这场人间惨剧让老天也不忍目睹，流下“泪”来。

　　杨宝山忍着伤痛和饥饿，连续爬了4天，第4天的时候遇到大刀会，获得救助，他才得以保全性命，那颗罪恶的子弹直到两年之后才被取出来。

　　在平顶山村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日军共屠杀我无辜同胞3271人，烧毁了全村500多户居民的800多间房屋，将平顶山村夷为平地。为了掩盖罪行，消赃灭迹，日军又用汽油倒在死难者身上，放火焚烧遗体，用炸药炸毁山崖，压埋了这些尸体。从此，一个曾经繁荣的村镇变成一座废墟，平顶山变成一座人骨堆积的荒山。民间当时曾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当年平顶山村人烟冒，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捡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白骨，日寇杀害我们的父母同胞，血海深仇永世难消。

　　1951年4月5号清明节，抚顺市民在平顶山举行了万人公祭大会，市政府决定在平顶山修建一座纪念碑，永久纪念大惨案。到了1969年，抚顺市政府决定将遇难同胞的遗骸发掘出来，并在发掘现场修建一座遗骨纪念馆。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现任馆长肖景全。

　　肖景全：挖掘出来时，遗骨完整的个体有800多具，尸体惨不忍睹。挖掘的时候，抚顺市民，包括周边城市一些群众纷纷组织参观。许多幸存者在现场揭露当年日军屠杀事实。记者：当时幸存者有多少人？肖：要完全掌握准确数字现在看来不可能，因为当时人人惊恐，跑出来的幸存者，有的到外地去了，有的也不敢说是平顶山居民。经过我们这些年的调查、收集的证据，也就30—40人。

　　在平顶山山巅的松柏林间，矗立着一块高19.32米的纪念碑，象征着惨案发生在1932年。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10个楷书大字，背面刻着记述惨案史实的碑文。沿纪念碑拾级而下，便是座落在当年屠杀现场的“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经前廊进入展览大厅，一个长80米、宽5米的遗骨池赫然映入我们的眼帘，池内800多具殉难同胞的遗骨令我们毛骨耸然，不寒而栗。这些遗骨纵横叠压，触目惊心，其中有老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孕妇，还有婴儿的遗骨。一位姓陈的讲解员正用低沉的语调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当年屠杀现场的情景，从她的讲解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每具白骨，每张脸上表现的神态，有的张着嘴，有的咬着牙，有的惊恐万分，有的痛苦万状，有的在等待死亡，有的在拼命逃生。一个男人手中拿着烟嘴，几个妇女随身带着干活用的剪刀、锥子、鞋拔子，一个孩子手里还拽着半块没吃完的

　　平顶山惨案发生后，《上海新闻报》、《大公报》等陆续报道了惨案详情，举国乃至世界为之震惊，但日本却狡辩说惨案是云游传教士的无稽之谈，平顶山惨案由此首开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而不被追究责任的先例。

　　为了给三千多同胞讨回公道，从1996年起，杨宝山和莫德胜、方素荣两位惨案幸存者一起作为原告，正式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在长达9年的跨国诉讼中，3位老人不顾年老体弱，奔波于中国和日本各地，一遍又一遍地向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讲述平顶山惨案的历史真相，但是今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再次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对于这样的审判结果，杨宝山说他早有心理准备，他告诉我们，他们打官司的目的就是要替3000多名死难者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但日本政府既不谢罪也不赔偿，令人愤怒。他表示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他都要将这场官司打到底，即使他死了，后人也要把官司打下去。

　　平顶山在默默地等待，历史会给它脚下的那些死难者们一个公道吗？(记者罗祖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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