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我国外交三大看点:外交软实力逐步有所起色

　　如果说“硬实力”是国际政治中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是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

　　文/木桃

　　外交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因为外交借“壳”说事，在国家利益的折冲樽俎的边

缘空间内，成功的外交可以适当扩张国际利益，比如新加坡以小国身份创意发起亚欧会议，显然拓展了国力。而失败的外交则损害国家利益，比如日本公开以金钱“敲门”，“争常”陷入困境。

　　但是，无论如何，外交不可能把死马医成活马，不可能把弱国吹成强国，“弱国无外交”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软实力的三大要件

　　中国外交的“软实力”是随着近几年硬实力的增强而逐步有所起色。过去一度曾以“经济外交”作为中国外交“软实力”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谓“外交为经济服务”、“外交促进国内经济”只是解决了某个阶段外交的目的性问题，在这里，经济是主语，外交是工具，外交服从于国家利益，因此，也就服从于国家某个阶段的整体发展目标，这是情有可缘、顺理成章的事，但这并不是外交本身作为“软实力”的体现。

　　要想真正崛起为国家“软实力”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在主观上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一是对国际关系具有独立连贯、可持续性和有说服力的看法；二是进行着与外交理论相符的外交实践；三是对于各类国际事务能够采取与外交理论相符的多样化的立场。

　　从这三个条件来看，真正的中国外交“软实力”形成确实是近几年的事情。

　　首先，中国具备了较为清晰丰富的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从毛泽东时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到邓小平时代的“不当头”“韬光养晦”，再到目前的“和平崛起”理论，中国外交经历了一个逐步清晰，逐步现实，逐步丰满化的过程。

　　目前，在国际秩序方面，中国首先主张的是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多元化，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主张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重要作用，在联合国体制和框架内给予各国一个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的平台。

　　在对外总体交往方面，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把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

　　在自我定位方面，中国坚持将自身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倡导和支持南南合作，本着“平等互利、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交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被一些专家总结为“北京共识”，逐步代替曾经流行一时的以市场化、自由化为导向的“华盛顿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成为吸引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软实力”组成。在与邻国交往方面，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区域合作。同时努力扩大与发达国家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

　　中国外交的三大看点

　　其次，根据上述理论，中国进行着相应的外交实践。至少有三大看点凸显上述外交理论。

　　一是朝鲜

　　二是南亚大海啸援助，中国外交首次应对大规模国际突发事件，并且基本做到与大国身份相符，总计8300万元的援助与1800万元的民间援助，对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对其他国家而言，也是耳目一新的。中国在海啸援助中不拉帮结派，不大搞军援，显示了较为中立的“软实力”。

　　三是联合国争常，中国外交坚决表明立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这也是过去不多见的。中国出台了一万多字的《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没有空话，没有回避，完全是对改革要点热点硬碰硬的分析，既为重视联合国的立场加上良性注脚，也易于他国理解和支持中国外交。

　　上述三大看点，都能折射出外交理论的现实延展，与过去区别很大。曾几何时，中国外交在理论的酒瓶上装一个“韬光养晦”的盖，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允许与理论脱节的某种模糊性存在。而当前的实践表明，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诞生，“韬光养晦”上升到一种哲学高度，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正逐步走向统一。

　　第三，在具体的多边场合，中国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立场。“韬光养晦”和“不当头”，并不等于“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即使在一些抽象的非涉华国际问题上，中国也会根据既有的一套外交理论表达自身的观点，从而为完善整个外交理论体系添砖加瓦。

　　比如，欧盟宪法受挫一事，中方主动发表看法，表示坚定地“支持欧盟一体化进程”，“愿意看到欧盟在政治联合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希望看到欧盟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发挥重要、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表面上看，这与中国毫无关联，实际上，中欧都是国际多边主义倡议的主角，是反对单边主义的中坚力量。因此，支持欧盟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呼应中国的多边倡议，这些评论使中国的外交理论更令人信服。

　　再比如，在新西兰加入东亚峰会的问题上，中国也不因为此事应由东盟主导而回避。而是主动表示“这对中国没有困难”，但中方“尊重东盟集体做出的决定和达成的共识。”事实证明，在类似这样的事务上，如果中国刻意模糊，反而令人有心怀鬼胎之感；而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表明立场，有利于增加双边和多边的交往点，消除疑虑。

　　更著名的例子则是中国在南亚海啸和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均未因“事不关已”而不闻不问。尤其是联合国改革，涉及到中国对非盟和非洲国家、对“团结谋共识”运动，对四国联盟，对美、英、法以及各亚洲国家的全盘外交，甚至包括对上述任何一个行为体的每一项提案、发言与表态的事无巨细的动态关注与及时评述。中国为这些表面上“事不关已”的事件一一做出较为满意的回应，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对联合国的一贯立场。

　　在上述三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外交的外在表现越来越自信，方式也日益灵活。人们发现，中国驻美使馆聘请了美游说公司参与中国外交游说；外交部积极参加BBC“中国周”，抓住海外媒体宣传中国；许多大型记者招待会得以直播，六方会谈等重大外交事件得以原汁原味呈现，每年还有热闹的中国文化年，中国外交以民为本的概念也更加深入人心。这些变化无不凸显了外交理论与实践入轨后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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