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中日需建立高层危机沟通机制

　　文/万一 张舵 李煦

　　近年来，由于日本高层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华日军的野蛮暴行，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右翼势力擅自登上钓鱼岛等一系列事件，中日两国之间取消了部长级的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也只是在第三国进行了几次会晤。可以说，中日政府间的政治关系已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

　　一些学者担心，在当前中日关系上，两国高层似乎缺乏一种危机沟通机制，给人以中日关系随时有可能陷入失控的感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分析，近十几年来，日本国民的政治倾向逐渐转变为平衡派失宠，对华强硬派得宠的局面，日本民众不断呼吁强者出现，而小泉恰恰是强硬派的代表，以他为首的日本政府目前也一直在冲击和触摸中日关系的底线。

　　加拿大军事评论家、詹氏国际防卫周刊亚太特派员平可夫近日撰文，美国五角大楼9月11日对小泉的连任表示欢迎，声称日美之间的广泛合作应该扩展到世界的其他领域。这就意味着五角大楼期待日本继续在中东驻军问题上、朝鲜半岛核武问题上发挥影响力。一旦日本修宪的步伐正式迈出，中日之间的摩擦就有可能由目前的油田之争、靖国神社参拜等个案问题，向“构造性对峙、猜疑”方向发展。

　　平可夫分析，日本修宪问题若提上议事日程，中日新矛盾极可能成为最敏感的摩擦因素，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重新崛起已不可避免，现在若不沟通，五年内双方关系可能失控。

　　而反观中美关系，双方高层间一直有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双方认可的底线。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说，即使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甚至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关系也没有完全破裂，还是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

　　在当前中日关系紧张时期，金熙德认为，一是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不能给日本右翼势力造成“中国软弱”的错觉，在中日关系上要设立自己的底线，维护自己的底线。二是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一定要冷静，把握好尺度，政治上针锋相对的同时，还要考虑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比如经济、环保以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在今年5月份日本名古屋举行的“21世纪都市发展”研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表示：在都市建设、节省能源和保护环境上，日本的经验和理念都值得参考。中日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空间还很大。在5月18日出席日本东海日中贸易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时，吴仪说，中日经贸合作有地缘的优势、互补的优势。中日经贸合作是支撑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与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丰富、优质的劳动力相结合，结出了双边经贸合作的丰硕成果，渐渐形成互利双赢的利益格局。

　　2004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对日本的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已经连续多年紧随美国和欧盟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今年预计中日贸易总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这个数额可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7%左右，占到日本的12%~13%。

　　商务部研究员金伯生说，现在中日两国之间经贸互补关系很强。日本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它的制造成本不断提高，所以它的制造业要不断向海外转移，而海外最好的转移市场、生产基地就是中国；同时，中国发展经济对外出口，日本市场对中国来讲也是不可失去的，而且进一步合作的潜力很大。

　　社科院一项针对900多个日本企业的调查显示，有600多个企业都有要扩大海外业务的想法，其中76.5%的企业希望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维护双方贸易额的这种高速增长，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意味着：日本经济要增长1%，如果没有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它就可能实现不了这个1%，经济就可能很快进入衰退期；对中国而言，可以学习日本的技术和它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不仅可以向美国欧盟出口，还可以返销到日本市场。例如，在中国销售的数码产品，同时也在日本市场返销，如果没有日本企业和中国合作，中国企业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维护双方贸易额的这种高速增长，

　　在考虑到双方共同利益同时，双方的高层“沟通管道”一定要畅通。学者们认为，中日两国不应该把政府应该做的事，交给民间来处理，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双方均应以外交手段尽快解决。

　　黄大慧建议，建立中日两国领导人间的定期会晤或沟通机制的目的就是在两国领导人间制订或达成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主要是指在中日两国关系中，两国均不能“触碰”的底线，以避免摩擦扩大化造成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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