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大众流行文化推动价值重构

周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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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舆论对当下的流行文化现象如“超级女声”之类是一种“过度阐释”，导致这种“过度”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因为言论不开放，创造力贫乏，社会提供的可阐述和消费的话题太少；第二，阐述和消费的人太多了，技术的支撑，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机会。“超女”与民主无关，政治民主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

　　在来参加这个论坛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相关的评论，结果搜出的仅仅关于“超

女”的评论就有十几万字，而且都是我们的文化评论家、学者们写的。这十几万字告诉我们什么？用崔卫平教授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舆论与公众对这些流行文化的一种“过度阐释”与“过度消费”，所谓“芙蓉姐姐”、“超女”，都是这种“过度阐释”与“过度消费”的对象。

　　首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过度阐释”？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原因。

　　第一，创造力贫乏，社会提供的可阐述和消费的话题太少。

　　第二，参与阐述和消费的人太多了。技术的进步给公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话题的制造者，都可以成为新闻的主要来源和次要来源，网络提供给我们一种表达的自由。

　　这种表达的自由从好的方面说，就是人们不再害怕展示自己的个性了，鼓吹者经常赋予一些非常美妙的名词，比如“个性化”、“去中心化”等等。超女的口号是“想唱就唱”，还有其他一些耳熟能详的广告词比如“I WILL I CAN”,’JUST DO IT’。凡此种种只说明了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行为的内容和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行为本身。因为行动就意味着个性。在中国的历史上，老百姓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于、乐于、勇于去表达自我。

　　但是从不乐观的角度看，这种纯粹的自我表达究竟有多少审美含量却是大可质疑的。我认为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家都不把说话当回事，不把写作视为神圣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总有一些人想要赢得别人的眼球，其最终结果就是，谁说的

　　那么具体到超级女声、芙蓉姐姐这些大众文化现象，我们对它们的“过度”阐释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以超级女声为例，我们看到很多人迫不及待地宣称这是一次公民意识的唤醒或者预示了民主时代的来临，这些言论都是过度阐释。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实情就会发现，超级女声与民主八杆子也打不着。第一，这是纯商业的行为，整个活动是被一个独立于或者说超越于参赛者和评选者之上的商业机构所操纵的，他们可以任意修改规则，而任何参与者都不能参与制定与修改游戏规则。第二，不是一人一票。第三，它是金钱政治，你有钱可以投一万票都行，买票是被允许的。第四，这是一个以投票为中心，不是以对话为中心，是以参与者的倾向、爱好、兴趣、意志为中心，而不是以理性和对话为依据的活动。所以，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说超级女声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那它也一定是最坏的民主模型，肯定不是我们理想的民主的状态，因为政治民主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除了投票以外，还包括自由、平等、理性以及权力制衡等等复杂的观念和制度。

　　所以我对超级女声的定位，首先是商业行为，其次是娱乐行为。它绝对不会唤醒什么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充其量就是某种参与感，这种参与感是无方向的，它可以投向任何领域与事业。我们可以稍微过度阐释一下，这就是人们参与历史的感觉，一个游戏你是可以参与其间的，而且似乎还可以建构一些东西，摧毁一些东西，这种融入历史的感觉在文革时有过，后来没有了，而在超级女声这里重新又出现了，虽然此时的“历史感”与30年前的“历史感”是这样的天上人间。顺便说一句，前段时间央视名嘴们对超级女声进行围剿，在我看来根本就与雅俗之争无关，纯粹是一种利益之争与话语之争。说到底，究竟是谁有资格来塑造和定位大众文化，是《梦想中国》还是《超级女声》，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只有自下而上的才是真正的有生命的活泼的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

　　最后我想谈谈价值重构的问题。所谓价值重构的主体是谁？显然是大众。当然还应该包括精英，包括坐在电视机前的精英和坐在书斋里的精英，以及永远坐在电视机前的大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众文化与价值重构没有冲突，大众文化是价值重构中的一部分。我们分析一下今天探讨的这些流行文化案例就会发现，其实它们对于今天的价值建构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大长今》，弘扬了儒家传统文化中勇敢、勤劳、忍耐、忠诚这些传统的美德，它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有很积极的作用；“超级女声”也是一样，它传递了友谊、进取、追求个性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价值，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重构没有任何消极的意义；只有木子美和“芙蓉姐姐”是个案，木子美是一个人在调戏全社会，而“芙蓉姐姐”则是全社会在集体戏弄一个人。前者是在考量社会的宽容度、心理极限和道德底线，而后者在我看来却是非常的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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