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季羡林与他的五位师友(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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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30日14:17 《人物》杂志 | |||||||||
三、"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与汤用彤 如果说陈寅恪为季羡林的未来设计了蓝图,而胡适批准了这一计划的话,那么汤用彤(字锡予,1893~1964)应该算作是得力的助其实施者之一。 汤用彤,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的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考据、辞章
汤用彤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季羡林拜谒时,汤先生穿的是灰布长衫,圆口布鞋,没有半点"洋气","望之似老农老圃"。虽"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季羡林到北大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汤用彤就把他请到自己家中,设家宴为其接风。 汤用彤 本来,季羡林负笈德国十年,回国只想"抢一只饭碗"而已,没想到一下子迈入了北大这座"龙门",被聘为副教授。福也双至,更令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十天后,汤先生告诉他,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令三十出头,尚藉藉无名的季羡林既感且愧。他心里明白,这是机遇,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机遇来源于汤用彤先生的垂青与提携。北大早就想设东方语言文学系,有季羡林的到来,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一研究,加之陈寅恪从侧一推促,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了,季羡林当上了系主任。这自然与他那几篇蜚声德国学坛的论文有关系。但季羡林知道,更多的是因为,他后面站着的汤用彤先生是一言九鼎的人物--那时北大精兵简政,校长仅胡适一人,没有副校长。胡适又常常不在校。学校下设文、理、法、农、工和医六个学院。院长"各自为政",权极一方。文学院的聘人、升职诸问题,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季羡林副教授任期之短,在北大确实前无古人,后也尚未见"来者"。季羡林至今仍引以为幸,并不时以此激励自己。 在实际工作中,汤用彤对季羡林也很关照。汤先生亲自出面,在学校图书馆为东语系要了间教授研究室,把教学、科研所需用的图书提到研究室,还为季羡林配备了一位研究生助手……季羡林每有新作,总向汤用彤请教,汤先生的只言片语季羡林都一一记下。那时"我之所以能写出几篇颇有点新鲜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出于锡予先生之赐。" 季羡林常为自己没能成为汤先生的授业弟子而遗憾。"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适1947年汤用彤开"魏晋玄学"课,季羡林征得汤先生同意后,做了先生的私淑弟子,听了整整一年的课,"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年内没有缺席一堂课。认真做笔记,巨细不遗。那厚厚的一册笔记,一直保存至今。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汤先生的文章中,对自己的"官"运亨通、"名利双收",以及"一级教授"、"学部委员"的头衔,他都惦记着:"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先生。""我不敢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四、"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 --与胡乔木 1949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收到一通发自中南海的信。信首写道:"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季羡林怎能忘却胡乔木。当年在清华,季羡林读外语系,胡乔木读历史系。胡乔木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为唤起民众,胡乔木在清华办起了一所工友子弟夜校,邀季羡林给孩子们上课,季羡林义不容辞。某日夜间,胡乔木坐在季羡林的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羡林虽然痛恨国民党,但他怕担风险。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季羡林仍未敢应承。那时晨起,季羡林发现盥洗间脸盆里放着手抄、油印的革命传单,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没有向学校当局报告。大约一两年后,为避遭国民党的迫害,胡乔木离开了清华…… 往事萦绕心怀。眼前胡乔木的来信不全是为叙旧,他是就有关大学院系调整问题征求老同学意见的。胡乔木说国家目前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才,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及中央大学的边政系等合并到北京大学。季羡林自然高兴。此举使北京大学东语系顿时兵强马壮起来。 建国后的日子,胡乔木始终没有忘记老同学季羡林,常到季的寓所走访、晤叙。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胡乔木首先想到了季羡林,弥补了研究印度文化的季羡林一直无缘访问印度的遗憾。 胡乔木的官越做越大,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奇怪的是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即令如此,胡乔木有了好的新大米、大螃蟹之类,都不忘记给季羡林捎一点,共同分享。平素最讲礼仪的季羡林,却"来而不往","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他不喜攀"高枝"。 胡乔木 最令季羡林不能忘怀的是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有一点'不稳'"。胡乔木不安,通过季羡林的儿子表示想找老同学聊聊,了解一下北大的真实情况。胡乔木如到北大,多有不便,遂用车子把季羡林请到了中南海他的寓所。一见面,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便声明:"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热语暖肺。季羡林也毫不隐讳,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般和盘托出。季羡林一人独讲,胡乔木则静静地听。季羡林要说的题旨很简单:"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胡乔木听完后微微点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中午,胡乔木还设家宴招待了季羡林。饭菜平常,与山珍海味不沾边儿。"乔木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某年,胡乔木约季羡林到敦煌去参观,季羡林婉谢了。他倒不是不乐意与老朋友做伴,只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便油然感到厌恶、腻味。 步入耄耋之年后,胡乔木的怀旧情绪日甚,屡对季羡林发出"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的感慨。一次,胡乔木到北大参加一个展览会。会后他让季羡林陪同他到燕南园去看望了老同学林庚,后又想去看吴组缃,结果那天吴不在家,胡乔木只得怏怏而回。 胡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是由夫人谷羽陪同的。在季羡林那"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再次并肩晤叙。季羡林感谢胡乔木送他签名本的诗文集。胡乔木赞扬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时,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令季羡林"顿时感到觳觫不安",忙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又多呀"。闻听此言,胡乔木没说什么,"只是微微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一码事儿。'" 1991年,季羡林惊悉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再也坐不住了,"我真想破例,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但胡乔木不让。次年八九月间,住在医院中的胡乔木捎信给季羡林,希望他去看他。季羡林来到医院,见胡乔木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他见季羡林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那时刻胡乔木神态安详,神志清明,不知怎的想起季羡林发在《人物》杂志上的《留德十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马上说等书出版后一定送给他。但季羡林也明白,那只能是一句美丽而"空洞的谎言。" 这次见面是他们的永诀。 《留德十年》出版后,季羡林想起宿诺,本想到胡乔木坟前焚祭一册。可胡乔木没有墓茔,他的骨灰撒入了大地。 据笔者所知,胡乔木曾襄助过季羡林,帮他完成了一件善举--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愿求人。但他也食人间烟火,他太热爱故乡了。因为故乡山东临清一座面临倒塌的古塔需立即修复,1991年他破例给胡乔木写信求助。最后国家文物局拨款40万元,临清古塔得以修复。 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文章平淡从容,但温馨感人。季羡林说,他们相处六十年。在他生前,他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回味六十年的交往过程,顿生知己之感"。对于大陆和香港一些人士封胡乔木为"左王",季羡林坦然地说:"我总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