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 --与吴作人
季羡林的怀人文字所写的，多系学界师友。吴作人(1908～1997)只能算是他文学艺术界的大同行，季羡林专写一篇《寿作人》可视为例外。更为例外的是，一生不喜欢拜访人的季羡林连老同学胡乔木家都不想去，却专程去探视了病中的吴作人。
季羡林和吴作人相识于1947年左右，那时北大还在沙滩。为筹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画展，季羡林向徐悲鸿借他的名作泰翁的画像。画展筹备期间，季羡林又请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和吴作人来作指导。此前季羡林早闻吴作人的画名，却不识其人。这次相见，吴作人在待人接物中表现出的热情、诚挚和纯朴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之初，季羡林忽然对藏画发生了兴趣。虽说刚入收藏之道，但他的品位极高--齐白石以下的作品一概不收。他想收白石老人的画作，油然想到了吴作人，因为找他可免遭赝品的烦恼和不快。吴作人问他，画作上有受赠者的名字要不要，季羡林说他不在乎，吴作人就一次为他张罗了四五幅白石老人的画作，其价总共不过三十元。季羡林的收藏兴趣由此被激发了起来。
1951年，季羡林和吴作人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印度和缅甸。从出访前在故宫筹办出国图片展览到访事结束，前后八九个月，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们参观的任务不重，悠闲自在，遗世而独立，颇多聊天的机会。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橘园，信口闲聊，上天下地，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而兴趣盎然。"友谊自然也与日俱增。
吴作人与妻子萧淑芳
回国以后，他们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着，见面的机会很少。大概到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和吴作人同时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五年任内，每两个月可见一次面，但再也没有当年出访时那种"晤对闲聊"了。其间，吴作人曾偕夫人萧淑芳到季府拜访，并以画册相赠。而季羡林清楚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乐意拜访人。"他至少在六七篇回忆师友的文章中提及这个缺点，"我由此而对我一些最尊的师友抱憾者屡屡矣"。
季羡林终于弥补了他不拜访人的抱憾。据萧淑芳女士亲口告诉笔者，1992年夏，季羡林在《光明日报》发表《寿作人》后不久，便亲自到西郊华侨公寓看望了病重的吴作人。
因为此事多少与笔者有点关系，故简述如下。
1992年，因为要出版一本文化名人画册，笔者与友人一行应约先到季羡林家，后到吴作人家分别为他们拍照。当时吴作人先生已中风，病情较重。萧淑芳先生说，吴对以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对目下的事过目皆忘。为吴作人拍完照后，照例请他在册页上签名以便制版。我们把签名册送到他手上，一页页翻给他看，请他照此签署。当他见到季羡林签的那页时，样子十分激动，用手指着季羡林的签字，双唇发抖，眼睛里含着泪花，非要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季羡林的名字旁边。萧淑芳怕吴作人不慎，弄损了季羡林的签字不好制版，要求他签在另一面上，吴作人十分不情愿地签了。尽管萧淑芳在一旁不断提醒，"写你自己的名字！"吴作人还是写不出。最后只画出一堆线条，但谁都可以十分清楚地辨出那是季羡林的"林"字。萧淑芳无奈，取出一纸吴作人状态好时写在便条上的签字交给我们。看到这动人的一幕，我忍不住给季羡林写信，将所见到的这一切告诉了他。季羡林接信后，次日便写了《寿作人》一文，发在《光明日报》上。他在文中说："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在他心中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地位，""往事如云如烟，人生如光如电。但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 文/张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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