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季羡林与他的五位师友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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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胡适

　　季羡林先生，世人称其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先生本人不认同，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先生的心版上。季先生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计有(齿序)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吴宓、冯友兰、傅斯年、朱光潜、曹靖华、郑振铎、老舍、梁实秋、周培源、沈从文、叶公超、吴作人和胡乔木等等。笔者择其中五位

与先生有某种特殊关系的，梳理成文，以展示先生丰富多彩的人际世界和色彩斑斓的人文情怀。

　　一、"教授的教授" --与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是季羡林的老师，也是季羡林人生草图的设计者。

　　历来做学问都讲究传承，季羡林对梵文的研究融会了中西的脉传，成就了一则中德教坛的佳话。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名家，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而"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那是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渐渐地萌发出对佛学的兴趣。戏剧性的是在哥廷根大学他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时的同学，而这两人又都是吕斯德教授的门徒。

　　季羡林一直把陈寅恪、瓦尔德施米特两位先生视为心灵圣殿中的恩师，"超乎寻常的神圣的"。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这或许就是命运中注定的一种缘。

　　无心插柳柳成荫。清华的教育，给季羡林留下深远影响的倒是一门旁听课--陈寅恪的"佛经翻译学"和选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德高望重，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但他与那些留洋归来的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他总是身着一袭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一般人还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书店来清华送书的老板。仅此形象，就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令人油然联想季羡林归国后一辈子中山装、圆口布鞋，北大新生误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工友的趣话来，犹如陈寅恪身影的再现。对听陈寅恪的课，季羡林认为那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特别是陈寅恪做学问"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熏陶了季羡林，以至毕生孜孜不倦，焚膏继晷，耄耋之年，还穷十年之功，写就皇皇八十万言的《糖史》并译竣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尤值得一书的是《弥勒会见记》，当时德国和法国有关方面委托季羡林译成英文，季羡林当时考虑全是残篇断简，资料严重匮乏，加之自己年岁已高，目力不济，本拟婉拒。后再三思量，觉得他还是应该做这件事，他若不做，国人恐就无人能做了，外国人就会讥笑中国人在"吹"。于是，季羡林每天晨四时即起，中午休息一会，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达十二小时，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将其译完，现已出版。不幸的是自那时起，他的视力开始急剧衰退，目前已是执笔维艰了。

　　陈寅恪还对季羡林有提携、知遇之恩。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十年，准备回国。欣闻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不很了解季羡林学业的详情，但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竟是自己的同学，"同祖同宗"，岂不知情？陈寅恪即复长函鼓励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优厚的礼遇。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有一段时日，季羡林常登门拜访、讨教，还不忘带上先生喜欢喝的北平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制的栅栏葡萄酒，与陈先生的弟子周一良等在藤影荷声中聆听先生的教诲，谈学论道。

　　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探讨"浮屠"与"佛"的出现谁先谁后的问题，他用自己精通吐火罗文的优势，解决了胡适、陈垣都感到困惑的难题。季羡林把文章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能在该刊发文章，便"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果然，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连季本人也感到"受宠若惊"。显然，在季羡林的学术道路上，陈寅恪襄助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全国解放前夕，经济完全崩溃，物价疯涨。教授教授，越叫(教)越瘦(授)。天寒地冻，陈寅恪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季羡林悄悄将此事告知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适素以爱才惜将名世，马上决定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给陈寅恪。傲骨凌霜的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眉)之急，遂决定以自己心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此事。季羡林坐着胡适的小汽车，到清华园陈宅拖回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西文珍版书。陈寅恪只收了2000美元，其实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的市价就远过于此。陈寅恪对金钱的态度令季羡林感佩。季羡林晚年在北大和清华同时设立奖学金，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悉心捐助。更为可贵的是在2001年7月6日正式把毕生的所有收藏及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他成了真正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季羡林这种对名利的淡泊，又令人想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陈寅恪

　　陈寅恪毕生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的成败与兴衰。各派学人对历史都有自己的独见。陈寅恪虽然是史学界的权威，但他尊重他人，从不以威压人和贬低他人(对一明史专家属例外)。尤其是对晚辈学人，他常会加以勉励。"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话的学者"，陈寅恪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这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大度和宽容。"英灵已作蓬莱客，德范犹熏门墙人。"陈寅恪的为人、学德脉传给了季羡林，以季羡林今日在学界的地位，他的不端架子、对人仁蔼可亲，足以明证他师承了"教授的教授"的真传。

　　季羡林晚年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

　　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不过，令季羡林始终感到困惑的是，陈寅恪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介绍到清华，将他揽到自己的门下，却将他推荐到了北大？

　　二、"毕竟一书生" --与胡适

　　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1891～1962)便是善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十天)即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并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作为系主任，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此外他们还同是北大教授会成员，同是文研所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员。胡适那时在编一学术副刊，季羡林又是撰稿人。因此，季羡林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他们共事三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不论是对教授、职员、学生，还是工友，都是笑容满面，谁在他面前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季羡林也成了"泰斗"、"大师"级人物，虽不苟言笑，但待人和蔼可亲，却不乏先师之遗风。

　　胡　适

　　从季羡林到北大后所受的礼遇，即可见胡适对他的信任和厚爱。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到北大当访问教授，随来的还有一批留学生。接待、照管印度老、少学者的任务，胡适全权委托给了季羡林。师觉月第一次讲演时，胡适还亲自出席致词欢迎。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季羡林自云，解放前三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浮屠与佛》，此文是读《胡适论学近著》 而受的启发。探索汉译"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皆因当时胡适与陈援庵(陈垣)各持一端，争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季羡林据他对吐火罗文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难题。这篇文章让胡适对这位年轻教授刮目相看。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寥寥八个字给季羡林莫大的鼓舞。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

　　季羡林眼中的胡适，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崇尚的是美国的民主。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倒写过。季羡林认为胡适"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季羡林用耳闻目睹的两件小事来说明自己的判断。

　　一是解放前夕，北平学生运动频繁，"反饥饿，反迫害"，"沈崇事件"等，都是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指挥的。路人皆知，胡适焉能不知？但每当北平的国民党宪兵或警察逮捕爱国学生时，胡适总是亲自出马，奔走于大小衙门，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学生；还曾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国民党要人写信，要求放人。二是某次他到校长室与胡适谈事，见一个人进来对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对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座的人听了，都有兴趣。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他并没有以大骂共产党来表示对国民党的忠诚。

　　"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季羡林如是说。胡适一方面研究学术，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服。"一生在矛盾中度过。季羡林觉得这个"过河卒子"本质上是一介书生，"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个书呆子"。一次他们俩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适匆匆赶到，声明他要提早退席去赶开另一个重要会议。与会者发言跑题，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胡适浑身是劲，滔滔不绝发表己见，一直到散会都没退席，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另一点让季羡林感戴的是，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出逃台湾前，他从南京要了一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时大哭一场。胡适毕生奖掖后进，是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人物。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在文章中他又说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陵墓，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照旧理，他应将自己新出齐的"文集"在胡适墓前焚烧，算是向他汇报毕生的科研成果。"我此时虽思维混乱，神志还是清楚的，我没有那样做。"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十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上世纪90年代，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00万字的《胡适全集》，请季羡林当主编，请他"俯允"。季羡林说"我只能'仰'允"。他写了篇17000字的总序，副题是"还胡适本来面目"，"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继而抱病为《学林往事》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觉得《胡适全集》前序的副题写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文主要写他对胡适的认识，以"毕竟一书生"冠之。他以为这样较为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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