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的故事：庄严与南迁国宝

文章作者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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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的修建。

国宝南迁途中。

　　（文/ 图 庄灵）“自从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

　　上面这句话，是我的父亲庄严先生于70年代从他服务了一辈子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后，所写的一篇自传式文章“宣统出宫我入宫”中的一句话，似乎相当自豪地点出了他与故宫国宝之间，紧密相连、特殊非凡的一生。

　　初入故宫

　　父亲是民国十三年(1924)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经沈兼士教授推荐，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助教，并兼任国立古物保存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执行秘书；年底再经沈教授推荐，进入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为事务员，开始参与清点清宫文物的工作。

　　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期间，有三件令父亲印象深刻的事，他在文章内这样写到：“……有一天，我在清点文物的时候，竟然看见养心殿的书桌上，还放着半个吃剩的

　　第三件更是有趣：“我还记得那时候各宫清册的编排，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来排定的，当时被编列为天字(乾清宫)第一号的物品，竟然是一张‘二层木踏凳’；这是一张放在屋内用来开关门扇用的红油木器，没想到竟成了故宫天字第一号的文物。”

　　1925年双十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原有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同时撤销；于是父亲从此进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后来听父亲说，最早的故宫理事会，除了理事长李煜瀛(石曾)和院长易培基外，当时的政治人物像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吴敬恒、谭延闿、李烈钧、蒋中正、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戴传贤和胡汉民等人，也都担任过故宫的理事。

　　文物装箱与南迁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翌年即扶植溥仪为满州国傀儡政权，并且进攻热河，窥伺华北；1933年更攻陷山海关，平津震动。当时故宫在平理事会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故宫文物南迁；而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当即指示文物暂迁上海租界。其实在此之前，故宫为考虑文物的安全，已经命各管处挑选文物，装箱放置，以备必要时移迁；父亲在当时即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工作。

　　提起装箱，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对于司职文物保管维护的博物院同仁来说，都是一桩史无前例的艰难任务。当时是如何完成的，今天翻阅父亲的著作《山堂清话》135页有关故宫文物的装箱与南运篇章中，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三馆虽然从事装箱，而难易却大不相同……最困难的自然是古物馆与秘书处所装的箱件。中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它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这是图书、文献二馆没有的……我们的做法是，将库中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所装载的瓷器箱，打开来看，他们是怎样包装的。然后又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询问他们是怎样将珍贵古物装箱出口的办法；同时再请他们到宫内，作一次示范表演。然后我们也就依样画葫芦，如法泡制。天下事，熟能生巧，久成专家；我们有些人，装置若干时日以后，对于此道大有心得，不但不再求人指导，而且竟能外出客串，代替别人装箱了。……我们由领教观察和实地经验得知装箱的密诀，不外下边的四字真言，就是稳、准、隔、紧。……”如果归纳父亲文中所言，就是用“谨慎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使件件相隔离”，然后包扎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也就是由于这种戒慎恐惧的心情和认真实在的工作态度，才能使得后来经历上万里播迁的数十万件故宫文物，几乎做到毫发无伤。

　　1933年元月，故宫把分属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和秘书处的重要文物，一共包装了13491箱，在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协助下，排除各项反对阻力，将第一批于2月5日连夜运出午门装上火车，并在重重军警的戒护之下，于2月6日清晨驶离北平车站；从此展开时至今日已经超过70个年头的文物南迁之旅。

　　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经平汉、陇海转津浦铁路运到浦口，再换江轮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事实上除了故宫，还附带运出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及国子监的6066箱文物。1934年故宫理事会通过在南京朝天宫旁修建永久保存库，并且在1936年八月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位文物，便在当年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

　　在此期间，我国政府为了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5. 11~1936.3)，特别请故宫遴选了735件精品，装入80个特制铁箱，运到英国参展。当时故宫就选派时任古物馆科长的父亲，以中文秘书的名义，与4位故宫同仁，一同押运文物，搭乘英国海军巡洋舰，前往伦敦参与盛会；这也是故宫文物首度到外国进行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展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故宫的马衡院长为了国宝的安全，当即呈请选择精品文物，先行撤往安全地区。经行政院核准后，就以1935年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文物精华，连同初选后未送展的精品，另外再加选若干重要文物，一起装入这80大箱，就在“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次日，装上招商局建国轮溯长江到汉口，然后从武昌换乘粤汉铁路火车运到长沙，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之后因战事转剧，再在政府密令湘、桂、黔三省派军护送下，分两批搭乘卡车，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等到两批文物精华都运到贵阳时，已是1938年元月；当时文物就寄存在六广门的委员长行营内。为了考虑文物在贵阳的安全，一年后故宫当局决定把它们再迁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华严洞之内，并且设置了“安顺办事处”。执行这第一批南迁国宝的押运者和负责人，就是父亲庄尚严先生；而笔者就是在1938年的11月在贵阳出生的。

　　文物的迁徙

　　继80箱精品之后，还存放在南京的四单位文物，从1937年11月开始，一共由招商局的江安轮和黄浦轮运出9331箱先到汉口；1938年1月到5月，再分19批搭乘小型江轮西运重庆，分别存放在南北两岸的七座仓库中；马衡院长一行随后抵达，旋择地在

　　1937年年底，原存南京未及和第二批一起水运重庆的文物，在留京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另以火车分3次一共运出7288箱；从浦口经津浦线先北上徐州，再转陇海线西行到陜西宝鸡，于关帝庙及城隍庙暂时存放。1938年初潼关吃紧，政府命令文物继续疏散；在西安行营的协助下，先调派卡车将文物经陆路翻越秦岭运到汉中，分别暂存于南郑和褒城的文庙、大庙及祠堂；由于此地不适文物存放，也不安全，最后马院长决定把第三批文物全数运到四川峨嵋；于是几经越溪翻山的艰险跋涉，从1938年5月一直到1939年2月，才把原存南郑的四千多箱文物先运到成都；又经过将近5个月的努力，才终于把已运成都和尚留在褒城的文物，全部运到峨嵋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两处仓库存放，并设置“峨嵋办事处”。　　从1933年元月到1939年七月，三批从北平运出的南迁文物，至此才算暂时安顿下来。

　　安顺华严洞的记忆

　　笔者一家人(母亲申若侠和三位兄长庄申、庄因和庄吉吉)，从战前开始，就和父亲一起，追随故宫文物，从北平而上海而南京，在1939年年初来到黔西安顺；一直到1944年12月离开贵州为止,在那里几乎住满5年。而安顺和华严洞便成为笔者有记忆以来，最早的一段印象十分鲜活的生命印记。

　　当时我们全家赁居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两进木造民宅的右侧厢房，办事处设在文庙，而古物则庋藏在南门外的华严洞。平日父亲和他的故宫同仁经常为公务往返于办事处和华严洞两地，家中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母亲掌理。

　　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母亲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以贴补家计。尽管当时吃的都是羼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钉；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可是由于所有人的生活全都如此，因此我们也就完全没有吃苦的感觉。

　　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步行到华严洞去玩，偶而还会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阁楼会诗寮过夜。我只记得华严洞里又黑又深，走路到不了底，有些地方还会滴水；当时对于像装运文物的箱子是如何贮放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对于每天清早，负责守护文物的一连驻军，都会在洞口外的土场上集合，然后踏着整齐的步伐，一面高唱着雄壮的“大刀进行曲”的样子，倒是记得很清楚。

　　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这时我们都会好奇的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于这些历代名迹，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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