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在城市打拼：寻觅角色归属的群体

　　-蒋师傅心里仍揣着那个梦想：到职业学校学一门专业技术，找个挣钱多的工作，然后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进城6年之后，阿泰和两位朋友合资2万元，在八一路上开了他们的第一家发廊。结果，客人越来越多，店面越做越大。这时，阿泰才从真正意义上成了自己的老板。

　　-瘦瘦的洗头妹子阿余憨憨地笑着告诉记者，她存两年钱后，还要去读书——不久之前，她还去参加了超级女声的海选呢！

　　文峰：下徐家坡的留守者

　　10月7日早上7点，文峰起床开始刷牙洗脸。这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很多单位已经开始上班，文峰希望能早点出去，找到一个工作。因为他已经两个多月没事做了，只靠老婆一个人的收入，生活上捉襟见肘。

　　文峰的家乡在安徽滁州乡下。三年前，他刚30岁，跟着村里一个

　　那还是文峰第一次到大城市。渐渐地他喜欢上这个两江环抱、地势起伏的城市。他想留下来，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一员。

　　不久，他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照顾，把老婆接到重庆，在装修队里帮忙打杂。

　　半年后，由于生意不佳，装修队离开重庆回安徽了。

　　文峰没有跟着队伍走，他在下徐家坡附近租了间房子住。这里住着许多安徽老乡，大概20来人，平时互相有照应。

　　装修队离去后，文峰小两口都面临着工作难找的困境。首先有事做的是他老婆。除了帮一卖花老板外，她白天还给两户人家做钟点工，帮着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这样下来，她一个月能有近800元的收入。

　　文峰的工作一直没有落实。虽然到一个施工队帮人装过地板砖，但由于技术不过关，老板把他开除了。从这以后，文峰在工地上守过建材，帮码头守过卡车，甚至收过废纸板，但都没有做多长时间。

　　也曾有人给他出过主意：“你身体那么壮实，去找个酒店当保安不是很好吗？”但一听说他只有初中文化，又是外地人，人家就让他回去等电话，不过这一等就如石沉大海。

　　文峰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不高，又是外地人，想要在重庆有个长期稳定的工作，必须要有一门技术。可现在他最大的麻烦，就是没有机会去学习技术。“我没有钱。可现在不管上个什么学，随便都要个三五千。”

　　今年9月初，下徐家坡的安徽老乡们差不多都回家乡了，现在只剩下不到10个人。临走的时候，也有人劝文峰小两口一起回家去，但文峰不愿意。一是因为老婆的工作比较稳定，收入也还过得去；二是因为自己没挣到钱，就这么回去了有些不好意思。

　　这一个多月，他想了很多，回家的念头也在他心底慢慢萌生。

　　“我感觉待在城市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他有些伤感，“消费高，工作难找，想留在城市里，难处太多了。”“既然最终还是要回去，何必一直待在这里？农村也有农村的好处，毕竟再找不到事做，还能有块地种。”

　　现在他面前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留在城里，学习技术，找个好工作；二是回家去，继续务农。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他只能选择第二种。想到回家，他心里很忐忑。“我现在没有挣到钱，回家去会不好意思。可就算一直留在这里也没意思。时间长了，在家乡人眼里，我已经是一个城市人了，可在城市人眼里，我始终都是个乡下人。不管怎么样都无法改变。”

　　蒋师傅：要吃苦，谁比得上我们

　　10月8日下午6点，在火车站做“棒棒”的蒋师傅给几个同伴打了个招呼，匆匆离开华灯初上的菜园坝。

　　蒋师傅老家在合川市西北角的一个农村，现在他和一个老乡一起，在离菜园坝不远的王家坡新村租了一间房子同住。这天是蒋师傅40岁生日，虽然他自己并不重视，但这个老乡一直闹腾着要“祝贺祝贺”，吃顿回锅肉打打牙祭。于是两个月没吃肉了的蒋师傅在买了两斤“座墩”——雪花一样的肥肉。

　　蒋师傅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吊脚楼：在一长溜宽窄不一的石梯边，一座用砖砌成的小平房建在斜斜的山坡上，顶上铺着瓦片，下面用砖垒成柱子支撑着。蒋师傅说，这房子很透气，夏天很凉快，但是冬天冷，常有一股股冷风灌进来。但比起两元一晚上的小旅馆，蒋师傅觉得这房子条件已经非常好了，“毕竟这是咱自己的家”，而且两人合租能比住小旅馆便宜一些。

　　蒋师傅是12年前从合川来到重庆的。那时候他才28岁，身强力壮，在一个建筑工地照看建筑材料。当时包工头许诺包吃包住，每天工钱8元，半年一结算。不过蒋师傅在他手下干了两年多，一分钱没拿到，包工头就人间蒸发了。

　　后来经一个老乡介绍，蒋师傅到菜园坝火车站干起了“棒棒”。没想到这一干就是9年。

　　回想这9年，蒋师傅总觉得很惭愧，因为他基本上没存什么钱。1998年，他母亲在家里做农活时不小心从田坎上摔下，摔坏了一条腿，治疗了半年，花光了他的积蓄；2001年春节，他回家探亲时“犯了错误”——避孕出了问题，老婆怀上了二胎，他背上了1.8万的罚款。

　　直到两个月前，蒋师傅才终于还清了这笔罚款。他说他现在心情很复杂：还清了罚款，心里很轻松，可现在两个孩子都还小(大女儿刚上初三，很争气，成绩还不错)，需要花不少钱。

　　即使这样，蒋师傅心里仍揣着那个梦想：到职业学校学一门专业技术，找个挣钱多的工作，然后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成为一户“城里人”。即使是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这个梦想一直都埋藏在他心底。为这个梦想，蒋师傅买了闹钟，每天早上6点就准时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0点才回来。

　　除了打工，蒋师傅这些年一直都在观察，而且他有了一个结论：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人，要想站稳脚跟，一定要有文化，至少也要会一门技术。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坚持看捡来的报纸，获取各种信息——他要看准什么技术比较能挣钱而且适合他学。

　　蒋师傅想学电工。“现在买房子的人好多，而且装修的时候都要请电工来安线，这个工作不累，收入还很高。”

　　虽然学电工需要很多钱，也需要文化基础，但蒋师傅仍然充满信心：“无非就是多吃点苦。我们当‘棒棒’的，别的方面比不上人家，但要说吃苦，谁能比得上我们？”

　　正说着，他的老乡回来了。老乡从外面买回了两瓶老山城啤酒。桌子中央放着那盘回锅肉，雪白透亮的肥肉片被爆成了灯盏卷，两个背乡离井但心揣梦想的男人，在屋里那盏并不明亮的灯光下对饮起来。

　　理发师阿泰：怕别人叫我“外傻”

　　15年前，17岁的理发师阿泰来到重庆。

　　阿泰是湖南永州人，那时，阿泰才刚刚从广州东莞的一所美容美发学校学得了一门当时还算能糊口的手艺，开始在广州一带的发廊里打工。

　　1989年，阿泰用打工挣来的钱跟着几个朋友四处游玩，一次阿泰到了重庆。

　　1989年的重庆，山多，路少，少有高楼大厦，多是陈年老房，比不了北京的大气，上海的娟秀，广州的繁华，但是，阿泰偏偏被重庆吸引了。

　　“也许是美女吸引了我，也许是她们的发型吸引了我，总之，我总觉得到重庆就是一种缘分。”阿泰打趣地说。

　　后来，阿泰就租了房子，应聘到一家小发廊当学徒，跟着理发店里的师傅打打下手。上班没几天，阿泰跟随的师傅就辞职不干了，他这才开始有机会把学到的手艺露一手。

　　或许是发廊老板发现了阿泰的才华，就像《大长今》里韩尚宫发现长今“有画出味道的才能”那样，老板竟然主动要把发廊承包给阿泰。

　　“可惜啊，一个月后，发廊老板就出车祸死了，只好关门。”阿泰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无极而终。

　　而后，阿泰又应聘到当时重庆很火的一家婚纱影楼做发型，但是干了两个月后，阿泰又辞职了，“我总是在梳头、盘头，我连头发都快不会剪了。”

　　跟着，阿泰又在一个朋友的发廊里工作了半年，可没想到朋友把发廊转成了色情行业。

　　只想给人剪头发做发型的阿泰，在他选择的城市里几经挫折。“我是个外地人啊，一张口别人就知道你不是‘重庆崽儿’，那不是明摆着吃亏吗！”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坐车从菜园坝到大坪，售票员跟我收了2元钱车票，跟别人只收5毛钱，我气呀，可怎么办呢，谁叫我是外地人呢？”为了不被叫做“外傻”，他开始学习重庆话，说得再难听他也说，他渴望融入重庆，努力习惯重庆湿热郁闷的天气。

　　2年后，阿泰已经掌握了重庆方言，爱上了火锅和小面。

　　这时，阿泰在重庆的打拼才真正开始。他和两位朋友合资2万元，在八一路上开了他们的第一家发廊。结果，客人越来越多，店面越做越大，2年不到的时间，当初的2万元就变成了200万！

　　1997年的阿泰真正意义上成了自己的老板。阿泰的两间发廊都开在解放碑一带，生意兴隆。再后来，就有了“乙泰万千”。

　　到现在，这个湖南人在重庆不但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发廊商标，还打算办学校搞加盟。

　　“小时候，我家里没有像别人那样一家团聚吃过饭，我很想有种家的感觉，也可以说我一直在寻求这种家的感觉，在重庆，我有了家的感觉，不想走了。”而立之年的阿泰如今已经有了个4岁的可爱女儿，他买了车子、房子，甚至迁了户口，总算安定下来，至少他的下一代已然是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了。

　　“嘿，我可比李嘉诚有眼光，我看上重庆好多年后，他才发现了重庆这块宝地！”阿泰颇有些得意地夸耀自己。

　　丁德求：从服务生到餐厅经理

　　“来到重庆纯粹是偶然。”一身洁白衬衣制服的丁德求是51度餐厅的经理，3年前，丁德求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在福建享受着每月一万多元的工资，舒舒服服地生活着。

　　但是年轻人毕竟是不甘于在一个地方呆上一辈子的，于是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全国各地开始做销售生意。在云南的时候别人开玩笑说重庆的女孩子漂亮，他也就半信半疑来到重庆了。

　　“3年前我和几个朋友来到了重庆，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没有几天时间，身上的钱已经花光，我们正在为晚上的住宿和吃饭担忧的时候，旅馆的老板，一个70多岁的老人没有向我们要求任何东西，他不仅让我们在旅馆住下，还给了我们几天饭吃。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没钱吃饭，没地方住，丁德求就在一家火锅店当起了服务生。然而只是3天，他就离开了那里。“我不会说重庆话啊，也听不懂。”

　　又一次开始找工作。最后，丁德求终于在51度餐厅找到一份做迎宾的工作。

　　“说实话，做这个工作自然是不甘心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不管看上去怎么不值得一提的工作都需要激情，需要花心思的。4个月之后，我就升为领班了。”

　　做了8个月的领班后，作为一个外地人的丁德求被破格提升当了餐厅经理。

　　今年刚好30岁的丁德求算是按照传统标准的“三十而立”了。去年结了婚，年底又买了房子，终于在重庆定了下来。

　　“我当然还想做一些其它的事情，现在慢慢积累原始资金，将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谈起丁德求的太太，他说就好像他当初到重庆的时候一样，完全是巧合。

　　2003年的一天，他下班之后和几个同事约到一个卡拉OK厅唱歌。另一桌人里有个女孩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对她说改天我请她吃饭，于是留下她的电话号码了。

　　就这样，丁德求常常约那个女孩出来，差不多在一起两年的时间之后，两人终于幸福地步入礼堂了。

　　“现在在重庆我有了我爱的妻子，有了自己的房子，真的感觉在这里有个家了，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不会常常觉得没有归属感。

　　丁德求说这种改变是会影响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印象的。现在他爱上了这个城市，他常常感叹这里发展的速度：“重庆是我见过发展最快的城市。”

　　眼前这个30岁的男人虽然事业成功，却像一个居家男人一样，自己80%的时间都在家里。他说他喜欢一直呆在屋子里，大概在重庆这个异乡，他始终还是需要在家里才能找到安全感。

　　洗头妹阿余：我曾参加过超女海选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阿余，说可悲呢，又显得太悲天悯人，况且阿余自己认为她现在收入高，过得挺好，说她混得不错，似乎也不恰当，因为阿余目前在一个发廊做洗头妹。

　　见到阿余是在下午5点，因为上午她一般都在睡觉，而过了6点她又要上班了。阿余很瘦，她掩在透明黑色沙袖里的手可能只有甘蔗那么粗，脸上的颧骨凸了出来。如果她再胖一点点，她确实算得上是个美女，但是阿余说，她绝对不能再胖了，因为好不容易瘦下来，再胖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阿余是合川人，也曾是千万打工妹中的一员，做过宾馆服务员、迎宾小姐、化妆品推销员，但是这些工作“太辛苦，挣钱太少”。阿余本来是个漂亮的女孩，心气也高，看着别人化妆打扮，自己总觉得自卑，“凭什么那些城里人过得就比我们这些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好？”说这话时她略显激动，“难道就因为她们生得好？谁给过我们这些打工妹上进的机会了？”阿余的问题让记者很难回答。

　　于是阿余坦然到发廊当了小姐。“现在一个月挣个五、六千不成问题，想买什么也买得起了。”阿余得意地说。

　　在入行之初，由于阿余较胖，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很快她自创了一种减肥方法，天天吃面，并加大量的醋，阿余吃醋最多时一瓶醋四碗面就吃完了，连汤带水的吃下去，三个月后，她的体重果然奇迹般地从110多斤降到了八十几斤。

　　“但这也不是长远之计，我存两年钱后，还要去读书，今年还去参加了

　　然而我对她读书存钱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据她说，她不停地买衣服，现在有两大柜子了。

　　陈希：从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

　　“火锅馆是我到重庆的第一站。”陈希对记者说，随即，她又略带无奈地说：“这也是我在重庆打工生活最后一站。”

　　因为，下个星期陈希就要回家了，准备置办自己的嫁妆，元月份她就要出嫁了。

　　陈希是巫溪县人，著名的山区县，虽然家住农村，但她属于思想活跃的一类人，爱学习，但又因为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初中毕业辍学后，不甘农村生活，只身一人来到重庆打工，像很多打工妹一样，她打工的第一站在一家“三拖一”火锅馆。

　　“重庆火锅馆多嘛，生意又好，需要的帮手多，所以我们一进城就先到火锅馆去应聘，先站稳脚跟再慢慢来，这是早些出来打工的姐妹告诉我的。”陈希略显得意地说。

　　在“三拖一”火锅工作了将近一年后，陈希又有些待不住了，因为虽然省吃俭用，但是一个月450元的工资，实在积攒不了多少钱。一年后，陈希应聘到一家短信服务公司做信息员，一个月工资有700元。这个工作轻松，而且比火锅馆的工资高，开始陈希还比较满意。然而不久她发现，这个公司原来是靠向用户手机发“黄段子”赚钱，陈希心里就犯嘀咕，结果没有多久，这家公司就被查封了。

　　失业的陈希无处可去，期间曾经去过广州、深圳朋友那里，但是均无所事事，无奈又于2002年回到重庆，重新回到火锅馆，在一家知名火锅馆一直工作至今。

　　出来闯荡的这几年，陈希从来不枉花一分钱，但是几年的积蓄也只有不到3万元，这与她进城时的目标——在重庆买房子，成为名正言顺的重庆人——实在相差太远，眼看老大不小，索性辞职准备回家结婚。“该是哪里的，还回哪里去。”是真正看透还是重归迷茫，陈希也说不清楚。

　　“好在有3万元钱，男方也是打工的，也攒了些钱，住不成重庆，就在巫溪县城买房子吧，然后做点小生意。”说到这里，陈希的脸上又浮上了笑容。信报记者 朱彦 庞凡 杨冰/文 黄伟 汪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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