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寻觅角色归属的群体

　　-城市刀锋

　　城市新移民：寻觅角色归属的群体

　　老枪/文

　　一个16岁的乡下少年，随父母进城不到三年，便混成了“扒帮老大”(详见本报9月28日封面特稿)。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新闻个案，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那个被称为“扒帮老大”的16岁少年周建的角度，来探询一下他心灵成长的轨迹。

　　根据该条新闻所提供的素材——我们可以得知：周建14岁进城随父母生活，在进城之前即已辍学。陪伴这个原本性格怯懦内向的乡村少年长大的，不是一个包括同龄伙伴、教师、父母、邻居、乡党、街区组织等等在内的完整的社会；而是一台二手货的电视机，加上一对基本不管他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的老人，以及一片被他的父母辈所抛弃、不能给他的童年带来任何快乐和希望的田园。同时，作为一个庞大群体中的孤独个体，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每年上报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统计中，他还是一个突然消失在共和国目光注视之下的数据。

　　14岁那年，他进城了。这时候，在这个懵懂少年的心中，已大体明白了这样几个概念：一，城里富，乡下穷。二，今天的城市就是古代的江湖(这要“归功”于那台二手货电视机的“教化”作用)。三，那个被他父母所抛弃的乡村属于爷爷奶奶，但不属于他——那片贫瘠的土地既不是可供他继承转让的遗产，也不是他明天的家园。四，他没有身份，不归属于任何受到“组织”保护的群体。他不是学生，城里的校园根本就不承认他的“合法存在”；他不是农村孩子，也不是城市孩子；在这座他从此不会离开的城市中，没有任何游戏规则是专门为他们的成长和存在而制定的。

　　所以，他要像电视剧中的黑社会“老大”那样，在城市的“丛林”中，自己为自己制订规则，打拼天下，赢得尊重。

　　至少，在警方破获这个未成年人犯罪集团之前，他几乎“梦想成真”，在他那个以某某街区为扒窃半径的江湖圈内，他成了说一不二的“老大”。

　　但是，他最终栽了。他在我们这座城市的“成长史”看起来很像一桩偶然的个案——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看法。这种装聋作哑的偏执将把我们引向歧途：漠视站立在这一个案背后的那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长期以来，出于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自我保护需要，我们始终对那些正在以不可遏止的势头涌入城市的乡下人怀有成见。我们曾经把他们称为“盲流”，甚至为此创造出了一个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民政机构——遣送站。他们被描述成候鸟，城市只是他们飞行途中觅食歇脚的驿站。他们自己也一度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的血脉、祖宅、墓地和根都在农村，所以，他们迟早是要回家的。

　　然而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进城打工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坐标。他们开始把自己当成是享有宪法保障权益的自由公民——而不是被一本户口簿锁在承包地上的“世袭”农民。他们进城的方式逐渐由过去的单身外出变成了举家迁徙。据统计，仅在北京一地的330多万流动人口中，即有举家赴京的31余万户流动家庭计75万余人。以此推算，全国至少有上千万数的流动家庭人口打算在城市中安营扎寨。对这数以千万计的人群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在家乡出生但在城市长大——或者干脆就是在城市出生的第二代移民而言，城市就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家。他们在城市中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将形成他们的文明价值观，并将决定他们今后奋斗的方向。

　　令人唏嘘的是，迄今为止，在制度安排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分配方面，我们还看不到感觉迟钝的地方政府与立法机构为迎接这个庞大群体的和谐融入作出了多少努力。

　　而只要我们继续拒绝正视城市新移民的角色归属问题，那些把自己的青春、汗水，乃至热血献给了城市的农民工的孩子，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明天——在这种被排斥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他们，要么自甘卑微，压抑自己改变命运的憧憬与冲动，将这种社会身份的歧视视作天经地义；要么则可能以曲扭激烈的心态去反抗这种排斥，最终，变成面目各异的王斌余、马加爵……或者，小小年纪便走入“扒帮老大”的行列。

　　不论他们成为前者或者后者，都将使社会付出更多的道德成本和风险成本。

　　要规避这一风险，尚有赖于整个中国社会从身份制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转型，有赖于城乡之间户籍壁垒、社会壁垒、经济壁垒、文化壁垒的全面拆除。

　　除非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物权关系——在此之前，任谁也挡不住来自广阔天地的移民排山倒海地涌入城市。

　　他们，是历史的大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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