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标本：你这样慢慢老去

　　一种标本：你这样慢慢老去

　　在上海，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希望在家里养老——如果不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至少可以生活在熟悉的街坊中。

　　撰稿／汪 伟(记者) 吴晓鹏

　　郑叔甫生于1912年。76岁那年，他和退休的小学校长杜西文相识。第二年他们结了婚。4年后，1992年，他们住进了上海杨浦区福利院。

　　现在他们只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年龄，其他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先后顺序都已经忘却，只能借助其他人的回忆。我们第一次去拜访他们，杜西文精神很好地站起来，非常温和地笑了笑，十分强调她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欢迎。她看上去清爽利落，有知识女性的温婉气质。完全看不出来，这个80多岁的老人曾患过一次小中风。福利院里其他老人和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她的记忆力比前些年有明显的衰退，回忆正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他们住的两人间房间狭长，进门靠左是

　　他们饶有兴致地和我们聊天，追忆往事，发出爽朗的笑声。关于为什么要住进福利院则一概不提。有人隐约提到，这和子女对他们晚年再婚的态度不无关联。不管怎么样，他们在福利院已经住了14年。在他们的意识完全清醒的时候，他们为自己选好了余生的归宿。至少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福利院中的生活。

　　观念变了还是社会变了

　　杨浦区福利院的副院长石志红说，住进福利院中的老人有几种。因为住房紧张而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不在少数；那些意识清醒的老人，常见的情况之一是丧偶后想找个地方排遣寂寞；还有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往往是家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料他们。至于夫妻双方都住进福利院的，“有的是子女不能尽力”，石志红十分委婉地说，“有的是晚年结婚，子女不能接受。”

　　进养老院就是子女不孝顺的观念并没有销声匿迹。我们去采访的当天早上，一个老人的家属打电话来说，要取消他们登记过的那张床位。“别人听说要把老人送进来，都在说我”，电话那边说。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多见了，但是石志红也并不觉得意外。

　　15年前，在大多数人心里，“福利院”、“养老院”和“孤老院”没有什么区别。1988年3月，石志红随着丈夫从部队医院转业到杨浦区福利院时，福利院还是个新单位，脚手架都没有拆掉，绿化也很稀疏。这是杨浦区第一家福利院。建院的初衷的确是要安置孤老和落实政策的对象。

　　“许多人都是市里面送下来的。”石志红说。那时候，福利院的确是“孤老院”，完全福利性质，财政足额拨款，住在里面的老人不需要交钱。

　　那时候将家中老人送进养老院，要面临舆论尖锐的指责。祖籍南京的于老太在南京、沈阳、深圳都生活过，如果没有意外，已经住了4年的彭浦新村老年公寓应该是她人生的最后一站。然而她到这里来，让她的弟弟十分伤心。

　　我有个妹妹在上海，女儿在澳大利亚。以前我在深圳替女儿看房子，感到一个人生活害怕，就搬到上海和妹妹一起生活。我妹妹家离老年公寓不远。

　　刚来的时候，我在安徽的弟弟非常生气，说二姐怎么能把大姐送进养老院。我妹妹说，你不要吵，过来看看。他真的从安徽过来看我，他在这里到处看看，吃了饭，很满意，还开玩笑说，自己最好也住到这里来。

　　实际上，住在杨浦区福利院中的320多个老人，290多个是有子女的。杜西文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天津；郑叔甫则有两儿两女，一个女儿在澳大利亚，其余的儿女都在上海。老人经济无忧，意识清醒，身体健康。他们坚持要住养老院，至少最初子女们并不同意。

　　杨浦区福利院中需要一级护理的老人占总人数的50%以上。所谓一级护理，是指老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护工24小时照顾。他们来到养老机构大多出于现实的难处：既不能独自生活，子女又没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他们。如果雇佣保姆，又有这样那样的不便，剩下的选择似乎只有让养老机构来照顾他们。记者在杨浦区民政局采访的时候遇上王先生时，他已经断断续续花了大半年时间，为他半身不遂的母亲联系养老院。

　　我妈妈今年79岁，去年2月中风了，从此半身不遂，行动不自由，生活也不能自理。她一出院，我就把她送进了虹口区一家幼儿园改造成的养老院，住在一楼。这家养老院离教堂不远，很多入住的老人都是信教的，我妈也信教，就是这样认识他们的。

　　可以想象，至少在15年前，中风或患严重慢性病的老人，几乎没有家庭之外的选择来安排余生。1990年，美国社会学家约瑟夫·施耐德在中国走访了众多患病的老人。无一例外，他们都躺在自己家中的床上，依靠子女或亲戚照顾。施耐德感叹地说，“中国的家庭成员在照料其亲属尤其是父母时，经常所做的工作、消耗的精力和付出的努力，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对十分熟悉集体生活的中国老人来说，在意识清醒能够自理的时候又选择集体生活，他们在住进养老机构之前，真是都有曲折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数充满了种种中国式家庭关系和亲情血缘的纠葛，像王女士的舅舅的经历，就算是杯水里的风波，也足以让美国社会学教授施耐德觉得“难以置信”。

　　王女士的舅舅93岁的时候决定去住养老院，为此他和王女士陆陆续续有一年的时间在上海到处找养老院。他一生经历坎坷。这个小伙计出身的国民党员在1949年前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做过掩护。这段经历在1949年后先是给他带来荣誉，又在政治运动来临时把他推向深渊。他为此度过了13年牢狱生活，其间妻离子散，种种苦楚难以尽言。服刑期满，前妻已经和别人结婚。最小的孩子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他正安于命运的惨淡安排，继续留在农场里工作了却残生，没有想到1980年代的拨乱反正又把他像一根稻草一样冲回上海。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恢复级别、工资乃至分房福利，和子女先后相认，又经历工资上涨和子女下岗，和前妻的复婚以及子女的婚姻不幸……如此种种，他最终决定，找一家养老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这个过程繁琐而困难。他们跑遍上海想找一家合适的机构，直到出现了一个偶然的转机。老妻放不下街坊里的牌搭子，他就一个人先住进了徐汇区第一福利院。

　　上海市老年人的平均月收入是1000元出头，他的收入远不止这些，积蓄也不少。但他却保持着古怪的脾气。某一年大年初一早上5点多钟，他已经从杨浦坐车找到了住在宝山的王女士家，给她拜年。那时候他已经90岁了。和妻子复婚后，他仍然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只是白天和妻子生活在妻子的房子里。

　　有人笑他是在“上班”。有人说这无异于“日托”。王女士说她舅舅的问题是没办法和别人生活在一起。

　　然而，真正改写施耐德的感叹的并不是王女士舅舅的人生传奇。而是像石志红这样普通人的经历：

　　我刚来的时候福利院占地14亩，180多张床位，好几年都住不满。从1993年开始，感到养老形势紧张起来了。原来空的床位都住了人。1997年到1999年的时候，排队最厉害。1998年，政府和慈善基金会、福彩等出钱，又买地增加了80张床位。还是远远不够用。

　　我刚来上海时住在控江路，每天要坐103路公交车来上班。公交车非常挤，因为周边都是机床厂、电缆厂，上班的人很多。现在公交线路不那么繁忙了。

　　石志红的经历背后是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年龄结构的飞速变迁。尤其是上海的变迁。截至2004年底，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60.7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9.28%。而到2005年3月，上海独居老人达到70.96万名，每三名老人中就有一人独居，其中单身独居者有16.56万人。

　　独居老人现象其实是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缩影。随着独生一代的成人，儿孙绕膝的中国家庭情景越发难以为继。4-2-1的时代(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和一个小孩)虽然还没有全面到来，但已经清晰可见。传统“父母在，不远游”的家庭伦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让家庭养老成为可能。但现在上海的单身独居老人中，4300人的子女都不在上海，而子女都不在上海、年龄均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夫妇达到1.61万人。

　　相对于发达国家老年人90%以上独居的比例，上海的数据并不惊人。不过，这个数据已经足以消解施耐德15年前对中国城市家庭养老模式的惊讶情绪了。

　　难以回答的问题

　　郑老太数年前入住彭浦新村老年公寓。“我家就在旁边。来这里是因为家里没有房子，住得太紧张了。”她说。在上海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2004年上海老年人信息》中，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及以下的老年人占3.23%；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5-7平方米的老年人占16.99%。

　　为子女腾出空间，或者为子女腾出时间——日常照料的时间，都是有一点不得已的选择。问题是，这样的选择在上海这样人口密集而又竞争激烈的城市，多少有些必然的味道。

　　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副主任孙鹏镖说，在上海，老人如果不是因为房子和家庭关系的问题，入住养老院最大原因是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时，家庭不能提供充分照料。

　　《上海市2004年老年人口信息》在“护理照料”方面的调查显示：2004年老人自评只能部分自理的占4.2%，不能自理的占2.5%，换言之，总计有6.7%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生活照料和护理。与1998年调查结果相比，需要不同程度的生活照料和护理的比例下降了0.8个百分点，但不能自理的比例却上升了0.1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需要照顾的老人中，通过养老机构得到帮助的占0.7%。还有6.4%的老人在其最基本日常生活遇到困难时无人帮助。

　　大学教授袁先生住在上海的江门路。今年刚在母亲所在的地铁三号线赤峰路站附近的小区里买下一套房子。然而，家还没有搬过来，他就要出国近1年时间。他选择和老人住在一个小区里的确是为了便于照应，但他有没有时间来照应老人却成了问题。

　　王先生也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来照顾母亲。

　　我女儿去了英国，我退休后自己在家办学，实在没有余力去照顾她。她中风前和我们住得不远，也都是一个人生活。买、汏、烧都是她自己来。中风后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我们也没有陪床。太忙了，只能请护工。

　　他尝试过请保姆。

　　居家养老对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实在不行。一个保姆包吃包住要600元。这还要工作清闲的，如果工作多一点，这点钱根本请不到人。本地人不要说600元一个月，6元钱一个小时都请不到。保姆买菜要揩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自己先吃，她喜欢吃辣，老人就要陪着吃辣。这样用了一个月，老人不满意，我们也不满意。经济上也划不来。工资600元，她吃住要200元，加上挪用菜金100元，等于是900元。我把老人送进养老院，省下这900元，再把她住的房子出租，每个月有1000元租金，我每个月等于有1900元收入，送她进养老院也够了。

　　找过保姆的人是很多的。这笔账不止一个人算来听过。找不到满意的保姆也是一个问题。杨浦区福利院一位老人在进院前换过8个保姆。石志红说，不是老人和子女不满意保姆，就是保姆不满意老人。“人老了，各有脾气性格、生活习惯，很难照料。”

　　上海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鹏镖认为，“日托”应该是上海未来养老模式的一个不错选择。那些和上班子女同住的老人，日间其实处于独居状态。这种独居不见于统计，但是仍然和独居老人一样面临日间吃饭、护理和安全问题。

　　但据统计，上海只有80多个日间照料场所，只照顾了1000多个老人。这个数字连上海市民政局的官员也不禁莞尔。他们觉得，除了机构缺乏，是否也与上海老人的消费习惯有关？“住在家里还要交300元钱，这不符合老人们节省的习惯。”

　　但孙鹏镖一再强调说，这个问题要及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如果现在的街道有地方，有床位，他们肯定愿意办成全托，不愿搞日托。因为全托有政府的补贴，收费高。”但孙说，“新建一张全托床位的费用是10万左右，如果推行日托，效果更佳。”他建议，在对养老福利设施进行投入时，要有比例地投入居家养老中的日间照料。

　　虽然上海需要照料的老人和不能充分获得照料的老人都在6%以上——国际上老龄化程度与上海相似的城市里，在养老院养老的老人占总数大概也在6%——但同一份报告显示，在养老意愿方面，希望在社会养老机构中养老的比例仅占调查对象的2%。

　　孙鹏镖说，国际上达到上海这种老龄化程度的城市，入住养老院的比例一般达到全部老人的5%到7%。多起关于上海老年人养老意愿的调查中，愿意到养老院中养老的数字差别不大。这个数字和上海养老院所能提供的床位占老年人口比例相差并不太多。看来，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希望在家里养老，如果不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至少可以生活在熟悉的街坊中。

　　调查显示的信息有时候是矛盾的。北京大学和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起的《2002年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因素调查》显示，有子女经常看望的老人的死亡风险较无子女经常探望的老人低10%，与子女同住并且得到生活照料的老人死亡风险要比不与子女同住且得不到生活照料的老人低10%。调查结论说，“生活照料与感情支持显著地改善了老人的存活状况。尤其是感情支持的正向影响稳定而显著。”

　　但在“心理感受”这个指标的调查中，和子女同住的老人在“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方面，心理感受普遍低于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无子女老人和仅与配偶同住的老人，和子女同住的老人“觉得越来越不中用”的比例是所有老人中最高的。

　　这种矛盾的情绪增加了养老意愿的不确定性。《上海市2004年老年人信息》中，有5.8%的老人说，他们还无法回答“愿意在哪里养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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