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养老院的困扰

　　养老院的困扰

　　收费、看病、伙食、护理、安全、便捷，找一家合适的养老院足以让人伤神，管理一个养老院则让人时时害怕……

　　撰稿／汪 伟(记者)

　　到2005年8月份，排队等待上海杨浦区福利院床位的老人，共有628人，其中有6对夫妻。这几乎是目前在院老人总数的两倍。但比起1990年代末期，排队的紧张气氛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上海的养老机构排队最长的时候，上海的社会力量(指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纷纷开始兴办养老院。上海丝绸集团在原来的职工大学校址上办起了东海养老院。“杨浦区的许多棉纺厂、丝绸集团，这时候都办起了养老院。”东海养老院院长沈伟励说。这些改制、转型中的国有企业那时觉得，终于找到了一条解决下岗人员就业问题的出路。

　　“喂饱、穿暖”之外

　　1999年沈伟励到上海市民政局去要求办养老院的时候，脑子想着集团领导交待的命令：“自救救人”，心想办个养老院无非“喂饱穿暖”，却被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搞这个？这是国家搞的。它的回报是很低的，你们不是想借这个逃税吧？”

　　她向这位工作人员讲述了三个理由：“有一块地方，想安置一批人，为社会做点贡献”，又描述自己脑子里的美好前景说，丝绸集团有3万职工，1万退休老人，市场巨大，不愁招不到人。对方听了也不禁为之兴奋。

　　然而，养老院第一年的入住率只有四分之一，100张床位竟有75张无人入住。她对市场的美好想象被证明是外行的一厢情愿。而所谓“喂饱穿暖”的想法，更是“幼稚”。

　　对住在杨浦区福利院里的郑叔甫夫妇来说，养老院是他们选择的新生活。他们对养老机构的要求远不止“吃饱穿暖”。

　　“吃饱穿暖”当然还是重要的。程玉云说，一般人住养老院，除了收费，最担心的就是饮食、护理和感情问题。杨浦区福利院副院长石志红也说，绝大多数离开的人都是因为不能适应这里的饮食。如今养老机构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食谱，希望“吃出一点花头”，挽留住老人。

　　进院之前，郑叔甫夫妇在院里吃了三顿饭。第一顿是杜西文的朋友请的。“请的饭肯定不错了。所以我们又自己在这里吃了两顿，觉得不错，就搬进来了。”

　　一直在给母亲找养老院的王先生也觉得，“吃”是个大问题。

　　我妈妈现在住的这家养老院的许可证到2005年6月就到期了，现在没有新的许可证。照理说，这是不合规定的。但它的确还存在。大概主要原因是里面的四五十个老人不能一推了之吧。我妈妈在里面住了一年多，就是吃不好。

　　但他觉得，吃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她中风前我就在给她找养老院。2003年底，松江一家养老院开车接我们去看环境。这家养老院离市区有两个小时车程，环境非常好。设施很新，很齐全。房子里有电梯。养老院有电梯是很重要的。不然一个行动不方便的老人住在楼上下不来，说句笑话，跟坐牢就没什么两样了。

　　问题是那里看病不方便。敬老院离最近的

　　原则上，养老机构只负责老人在院里的活动。慢性病的老人日常吃药院里可以想想办法，但一旦生病就要打电话给监护人，让他们带老人去医院治疗。养老院人手不够是原因之一，院长们也担心种种风险。

　　一家福利院里，一个没有子女的老太太6月份跌了一跤，摔断了胳膊。这是养老机构最担心但几乎不能避免的悲剧。老太太十分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院里各种活动的上台机会。两个月后，她实在等不及了。她用一条纱巾遮住伤手，参加了一次表演。

　　老人们对养老机构最常见的要求是“搞活动”。他们希望有演出，能出行，有人来陪他们聊聊天。石志红说，较好的游园、联欢和演出活动，或者大学生到访，是非常受欢迎的。此时养老机构的心情是复杂的。“搞活动”就意味着潜在的不安全，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很多养老机构都因为安全问题和老人家属发生过争吵、诉讼甚至更激烈的冲突。

　　所有接受采访的院长都认为，安全对养老机构来说，绝对是第一位的。走访所及的几家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的平均年龄都超过了80岁，百岁老人也不鲜见。这些院长们的苦衷似乎也可以理解。吃饱、穿暖和安全几乎已经耗去了他们全部精力时，任何“花头”都变成了奢侈。

　　衰老在养老院里加速？

　　所有的养老机构都不接受精神病、严重的皮肤病和传染病老人。为了便于管理，也限于实力，多数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一开始就不接收不能自理和意识迟钝的老人入院。然而，即使进院时尚还健康，衰老也在不可逆转地侵蚀老人的身体和意识。

　　郑叔甫夫妇在杨浦区福利院住了14年了。郑叔甫女儿和第三代的照片放在立柜上。渐渐地，杜西文分不清他们的长幼秩序了。郑叔甫的记忆力还不错，但不能自由活动。

　　“他以前可以自由出入福利院，现在有病了，就不能出入了。出去的话要我或是其他人带着。”杜西文笑了。虽然被“限制了自由”，郑叔甫很能理解，并且还给自己一些宽慰，“觉得这里也是自由自在，和家里一样。邻居相处得很好，都相互尊敬，有什么事也相互帮忙。”

　　因为一些老人行动不便，福利院开设了老年学校。杜西文上了一个书法班。“上课以消遣为主，消磨时间。如果老师太严格，老人们就都不去了。”杜西文又笑了。对福利院来说，希望通过这些需要动手的“消遣”，能延缓老人们机体衰老的速度。

　　“有些老人进了养老院以后，肢体功能和意识退化比较快、比较严重，”石志红说，“这是我们最无奈的问题。”

　　原有生活方式改变了，老人往往会迅速衰老，这种独居老人最常见的问题，也让全世界的养老机构困扰不已。

　　石志红说，老人主要不能适应作息时间集体化，有的老人自由惯了，散漫惯了，到养老院里来后需要改变。同时，院里的护理员对老人的生活规律、脾气性格也需要适应。有一些老人也被“退”了回去，一般是因为他们太吵闹，会影响其他老人的生活。

　　几乎所有老人都希望，养老院尽量不要远离他们原来生活的街坊，让他们尽量延续以前的生活状态。然而，退化总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有人开始喜欢收集垃圾，开别人的抽屉；有人变得脾气暴躁，怀疑人家偷了他的东西，有人不肯洗澡、吃饭、吃药，最后，慢慢就出现大小便失禁，动作单一，反应迟缓的症状。

　　这些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当老人在养老机构中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后，那些小规模的养老机构将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是继续容留这些老人，还是催促他们出院呢？如果是后者，谁来接管这些最需要养老机构的老人呢？尤其是他们已经习惯了院中生活的时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惯是一种依赖。彭浦新村老年公寓的郑老太说：

　　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住熟了。都适应了。你刚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打电话的老太，家里想接她回家过节，她不愿意回去。现在要我回去反而不适应了，也很麻烦，不说别的，至少他们要多支一张床。

　　这样的依赖对养老机构来说，是责任，也是负担。东海养老院院长沈伟励说了一个故事：

　　2000年，有个老人在“东海”去世了。那是个93岁的老伯伯，姓黄。上午黄伯伯对院里的医生说自己不舒服，我就打电话给他的侄女婿，让他陪老人去看病。中午食堂有白斩鸡，黄伯伯喜欢吃白斩鸡，要吃完白斩鸡再去。吃完饭，他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下，就这样去世了。

　　这是第一个在养老院去世的老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护工都吓得在门口不敢进去。我先反应过来，立刻让所有的老人进屋，然后叫了120。

　　那时候养老院开的死亡通知，火葬场是不承认的。也没有护工愿意给老人收殓。我只好自己去给老人梳头，给他整理遗容。我边做这些边叫：“黄伯伯，你走好，你要保佑院里的老人。”

　　没有一个老人知道黄伯伯去世了。这一关就这样过去了。黄伯伯的女儿在香港，临走的时候说，自己就担心老父亲突然去世怎么办。结果我们的处理她还比较满意。

　　我们后来形成了一个“临终告别”的制度，如果有老人在院里去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去送别。每次我都给他们整理遗容。我要求大家都要叫，伯伯阿姨走好。人生一世，养老送终，就是这样一个风俗。即使在养老院，也是一样。

　　她不禁感叹说，“办了6年养老院，越办越吓人。想起以前的想法，真有一点后怕。”

　　担惊受怕的院长们

　　置身于一群平均年龄80多岁、多少带有某些病痛的高龄老人之中，担惊受怕已经成了这个行业从业者的一个心理特征。怕老人生病，怕老人受伤，怕老人在院里去世。他们担惊受怕的原因大多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结果却可能是和家属的冲突甚至诉讼。

　　院长们普遍觉得缺乏法律的保护。沈伟励作为行业代表到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行业会议时，忍不住就此发了一通牢骚。现在上海市养老机构行业协会也开通了相关的法律咨询热线，但和那种日常提心吊胆相比，热线的作用微乎其微。

　　这还是一个有名的辛苦行业。石志兰说：

　　现在福利院里的工作领导重视，要求也越来越高，压力也越来越大。

　　我在这里(杨浦区福利院)工作了18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事务繁和烦，前一个是繁琐，后一个是烦恼。还有就是累。每天担惊受怕。举个例子说，完全杜绝老人摔倒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既不能限制他们行走，人手又没有达到可以一盯一的程度。

　　我感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要加强这方面的法律意识。当然，也要加强和家属的沟通。唯一欣慰的是，有的家属不放心，一开始天天来看，很挑剔，时间长了，看到我们怎么工作，他们也表示能够理解。

　　程玉云的烦恼是，她的父母特别想住进女儿当院长的养老院。

　　我不同意他们住进来，想送他们到别的养老院去。我担心如果我的父母过来了的话，别人会有想法，会觉得我多少对他们另眼相看，对别的老人不公平。

　　我父母都88岁了。我姊妹4人，兄妹也想把父母送过来，他们都说我“太革命”了。老人想不通，我越不同意，他们越要来。现在僵持着。

　　院里面的于老太一边展示她的刺绣作品，一边说，她用的绷子还是从程玉云的妈妈那里借来的。她知道程玉云的父母想住进老年公寓里来。一旁的周老太说：“如果院长的父母来了，大家肯定要另眼相看一点。”他们都认为，程玉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老年公寓的炊事班长王志兰是下岗工人。

　　我每个月工资是600元。儿子上高二，丈夫下岗9年，现在在外面做些零工，每个月800元钱。父亲80多岁，住在家里。我担心我儿子没钱上大学。这里离家里近，可以照顾老人，做了几年我也有感情了。但是如果有好的工作，我也想去做别的工作。

　　护工们流动太快，导致护工队伍不稳定、不专业，一直困扰这些院长。

　　“老年人护理又累又脏，风险大，一定要求有责任心，最好是护士，可是待遇却不高，40岁左右的上海人都找不到。有时候我们在养老院看到的护理人员，开玩笑说，她不是护理，她自己应该住进来。”程玉云说。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民政部门。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说，养老机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床位不足，困难老人的资助和服务问题。曾经有台湾客在台湾办过老年人护理培训，想来上海办养老院。章淑萍说，办养老院牵扯因素比较多，暂且慢谈，我们对老年人护理方面的培训非常有兴趣，能不能先合作看看？

　　“日本、台湾地区都有专业课程，很受欢迎。我们也希望大专院校能够设置相关的专业。”章淑萍说，“这个行业发展到今天，已经需要专业的从业人员来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现在护理和康复方面的人员需求很大，通过行业协会等途径培训还不能满足。”

　　尽管每年护工流动率达到15%，但沈伟励还是不断把东海养老院的护工们送去培训。“一旦发生什么意外，如果护工没有培训过，我们在法律上就处于劣势。”

　　收费、看病、伙食、护理、安全、便捷，找一家合适的养老院足以让人伤神，管理一个养老院则让人时时害怕，因此想抽身离开这个行业。

　　程玉云和副院长以及炊事班长王志兰有同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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