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春风：真理不可被垄断

　　施春风：真理不可被垄断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专访

　　我在国大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提出了“鲑鱼”这个说法，我希望国大的毕业生，能够像大西洋的鲑鱼一样，可以在淡水和海水两种环境中生存。

　　撰稿／贺莉丹(记者) 金佳睿

　　新加坡很小，但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却成为亚太地区最好的大学之一。得益于新加坡东西方交汇的地理位置，以及东西方交融的文化氛围，这所前身是1905年建立的英属海峡殖民地与马属联邦政府医学院的大学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学府。

　　2005年9月23日中午，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NUS校长施春风(Shin-Choon-Foon)教授在参加世界著名校长论坛后与《新民周刊》记者短暂交流。午后复旦燕园，阳光穿过树叶，凉风习习，虽是用餐时间，施春风仍被媒体包围了40多分钟。下午，在从复旦本部到花园饭店的出租车和花园饭店26层小会议室里，施春风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独家专访。整个过程，施春风教授儒雅有礼，英文缓慢流利，说到激动处，他用微笑、手势来补充语言未及之意，神态更似一名美国学者。

　　这跟施春风的经历相关，他从新加坡工院毕业后，1973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博士学位。施春风曾参与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研究工作，1981年至1996年的15年间施春风在美国布朗大学任教及研究，1996年返回新加坡，2000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和新加坡政府经济委员会成员。

　　“鲑鱼”理论

　　施春风有一个著名的“鲑鱼”理论，他用海洋比喻全球的竞争环境，大西洋的鲑鱼出生在内陆的溪流和池塘里，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中生长几年后，它们就游向海洋，一个更富有挑战性，同时也更为多彩多姿的世界。可是，它们并不是一去不回头，它们每年都会游回家乡，回到它们出生的淡水环境产卵，为延续新一代做准备。

　　记者：记得你有个“鲑鱼”理论，能谈谈吗？

　　施春风：(笑)我是新加坡人，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了30年，我认为交流很重要，spend time outside(花时间出去)很重要。大学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需要不同背景的学术冲撞交融，我在国大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提出了“鲑鱼”这个说法，我希望国大的毕业生，能够像大西洋的鲑鱼一样，可以在淡水和海水两种环境中生存。

　　记者：中国国内有些大学，学生在母校读了本科、硕士，接着又读博士，最后留校任教，你是如何看的？

　　施春风：大学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处在发展中的大学，这个时期的大学希望把本校的优秀人才留住，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等大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比较成熟时，会广招人才，拓展知识边界。

　　大学是一个知识辩论与共鸣之地，甚至有时需要向正统思想挑战，真理不可被垄断。如果一名学生一直在一所大学中成长，直至成为教授，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他以后如何向自己的老师提出不同的见解和挑战？如果都是出自同门，学术上容易产生“学霸”。

　　记者：你们需要培养怎样的学生？跟美国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有什么不同？

　　施春风：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教育资源也很丰富，大学数目惊人、覆盖面也广。比如说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使命非常鲜明，MIT的目标就是培养研究性的尖端人才、拿诺贝尔奖，但NUS不能只是定位于研究，她还要有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信念，这就是说我们要向研究型的尖端大学学习，但同时也要培养像律师、医生、工程师这样的服务型人才。

　　学者要有研究的热情，也得顾及社会责任，作为校长，我一直在平衡NUS“研究”和“服务”这两个功能，好的大学应该两者兼顾。

　　记者：不久前，《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为世界200所大学排名，国大名列18个领先的公立大学之列；《亚洲周刊》曾将新加坡国立大学评为“亚洲十佳大学”第五名；在另一个互联网上流传颇广的“世界著名大学前100名排行榜”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第57，在日本京都大学之后，美国西北大学之前，而中国名校清华、北大都榜上无名。对这些名目众多的排名你是怎样看的？

　　施春风：对待排名我的心态是谨慎的，这类排名很多，如果国立大学排名靠前我当然会高兴，我不忽略排名，但是我认为不要看过去。领导者需要做一些决策推动大学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仅仅看排名。

　　记者：请谈谈你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看法？

　　施春风：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评定有硬件和软件指标，包括教授在一些知名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成果、大学竞争来的研究基金等。

　　还有一个无形的指标，是看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会的影响力，你的教授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如果一个大学能培养出很多的科学家和领导人，这所大学自然是优秀的大学。

　　记者：在新世纪，NUS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施春风：至今，亚洲还未有任何大学名列世界十大顶尖大学。亚洲因为印度和

　　记者：你认为你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

　　施春风：(笑)两者都是。

　　NUS的自主经营之路

　　2005年是新加坡高教改革的重要变革年，新加坡政府在今年4月间宣布，自2006年起，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预期将效仿2001年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实施大学企业化(entrepreneurship)。大学自定组织章程，所有权从政府转向学校，大学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化带来的改变包括重组大学理事会、自行分配经费的使用、自定学费、自行制定收生条件、自行调度各院系招生的人数、全权处理人事的征聘、升迁及薪金分配等一系列问题。虽然任务繁重，但施春风显得信心十足。

　　记者：在新加坡，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怎样？

　　施春风：新加坡岛国的特殊地理条件让国人都意识到我们的每一寸国土都很宝贵，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泥土、树木。所以在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一致，最先考虑国家利益。教育也是这样，大学和政府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只有这一小片土地，我们犯不起这个错误。新加坡最宝贵的就是人，人是仅有的可以把握的因素，因此对于新加坡来说，如何培育更好的下一代永远是最重要的课题。

　　记者：跟牛津的校长相比，有人说你很幸运，因为NUS是国立大学，政府会给予比较多的资助。

　　施春风：不完全是这样的。从2006年4月开始，NUS会开始企业化运作，我们已经意识到，完全的国立性质的大学其实是一个政府机构，这是因为有政府这个大后台，我们安于现状，成天想着“we are safe”(我们很安全)。企业化后，大学自负盈亏，教授和职员成为NUS共同利益的拥有者，这样会激发竞争，我们的心态会更积极。比如说，企业化后，教育就带有商品性质，学生是顾客，我们需要为学生提供更个人化和广泛的课程，跟国内外的大学共同竞争好的学生。

　　在以前，NUS的办学经费75%来源于政府支持，25%来源于学生学费。未来这个比例可能会有些改变，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不变，但学校会自主经营，从社会和企业赞助吸纳10%，争取更多经费。

　　记者：NUS走向企业化运作是否意味着学费也会增高？

　　施春风：学费标价会增高，但我们可以“打折”，奖学金、助学金都是折扣，能否打折最重要的是看学生的综合能力，NUS不会让任何一个高素质的、应该接受教育的学生读不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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