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水宁尼先生

　　2001年年底，按惯例又到了给《世界文学》老译者、老朋友和离退休老同志寄贺卡的时候了。李政文主任在审阅地址名单时问我，水宁尼先生很久没来信，还是那个地址吗？我给信息产业部(原电子工业部)人事处打电话，结果被告知：水宁尼先生已于1999年4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当时我和编辑部所有认识先生的同仁无不感到极大的震惊，难道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去了？我们怎么过了两年后才以这样的形式被告知？从那时起，每当提起这件事，就像有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怎么也搬不去。水宁尼先生与《世界文学》十几年的友谊一直

在我脑海里闪现，我想起某位著名作家的一句话：那个最爱你(们刊物)的人走了……

　　缪世 (笔名水宁尼)，1931年出生，四川重庆人。原电子工业部十院高级工程师。业余喜好文学、翻译，1958年和1962年曾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捷克讽刺作家哈谢克的小说(英译)共六篇，翻译出版过哈谢克讽刺小说集。擅写杂文，兼任《北京晚报》栏目主笔多年。“文革”后在当时的四机部写过多篇讽刺“四人帮”的杂文，至今部里的老人还记忆犹新。从1953年《世界文学》创刊时起，水宁尼先生就一直是老订户。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就是爱这个刊物。

　　爱一个刊物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水宁尼先生爱《世界文学》也有他自己的方式。

　　话要从上世纪80年代初讲起。当时的编辑部人员大多是“文革”前的老班底，可谓人才济济，工作起来游刃有余。我们几个新来的小字辈还处在学习阶段，有老编辑、组长、主任、副主编层层把关和指导。我们从最基本的校对开始，逐渐熟悉着编辑工作的每个阶段。几期刊物出版之后，我以为校对工作尽管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毕竟是最机械的工作，只要你细心，得心应手当不是难事。这段时间，编辑部收到一封挂号信，作者就是水宁尼。信的开头，他只用两三行字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随后就对最新的一期刊物，从封面到封底、版权页，将他认为有错或可以商榷的地方(含外文、病句、成语搭配、原文理解、排印字号、字体、编排错误等)一一列出。信封是市面上卖的，很结实，上面贴邮票，没有“邮资总付”的邮戳，这说明先生是亲至邮局投寄的。信纸是当时常见的、很薄但很有劲道的“北京电车公司印制”的蓝色横格信纸，不是机关印制的公文纸。第一张的左上角有他注的信件编号，不难看出他是一位日常有很多信件往来，而且做事公私分明、有条不紊的细心人。后来的信，首页他加了“《世界文学》1981年第6期校阅志”的标题。一般是一行标明一处错误，如：P100,第13行，“好高鹜远”，应为“好高骛远”。如认为可商榷的，他就注明“疑误，似应为”。水宁尼先生的这种信封信纸和行文风格一直延续了好多年。先生的字并不花哨，但一看就知道是工程师惯用的、写字的速度非常快、又决不会让你产生错解的字体。他每次来信至少有五六张纸，有时竟达20页左右，而指出的错误(含可商榷之处)最多时有近二三百处。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前《世界文学》是编校分开的，发稿做到“齐、清、定”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二校由人才济济的出版社校对科负责校对，三校才退回编辑部由责编通读，然后由负责发稿的主任编委签字付印。复刊后不同了，校对这一块出版社不管，全由编辑部从头做到尾，成了编校合一。责编不仅要选材、原文校订、发稿，而且后面还有一大块校对工作，当时是谁编辑谁校对，没有语种交叉。从一校开始直到下厂核红，工作量加大了还好说，问题就出在一篇稿子，责编从选材开始到付印，一人包到底，起码得看七八遍，都可以背下来了。待杂志出来了，一看还是有错。

　　水宁尼先生就是以这种爱的方式，两个月左右，准有一封厚厚的校阅志寄来。开始他的校阅志并不为编辑部所有的人接受，但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年轻同志务必细细研读水宁尼先生的每一封来信，明确指出这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并责成我将来信中标明的所有错误与可商榷之处，一条不落地描到该期刊物上。我在一次次描的过程中，才知道我对校对的理解太浅了。校对也和其他行当一样，有高手与低手之分。一般的校对，校得与原稿完全一致，就算合格了，但这还远不能称作高手。要想成高手，这里面学问深了。水宁尼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高手，他看一篇稿子，不论是译作还是原创作品，能以各种角度去审视——对作者，他逐字逐句核对作者引用名言的出处；对译者，他会从中文的表达中找出译者对原文的错误理解，他曾多次请我们的责编去找原文核对；对编辑，他从毛校就能看出编辑对原稿的改动(通常他没有原稿)。至于行文的通顺与否、语法修辞、标点注解、字号格式等，全在他的审视之下。他有广博的文学、外语、历史、民俗、地理、天文诸多方面的知识。他是在用专业的、搞结构工程的精准来推敲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因为是客观地通览全书，他还能就两篇不同语种的译作中出现的同一地名和人名做到统一。他还对整本刊物的编排以及栏目的设置提出相当中肯的建议。

　　我记得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会上逐条过水宁尼先生的来信时，大家人手一册新出的刊物，念一行对一行。开始大家只是觉得这位先生很细心，他指出的问题，尤其是一些超出校对范畴而属于译者对原文理解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让同志们信服，但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有的同志惭愧之余忍不住问：“这位水宁尼是搞什么工作的？”经过这么一两次，于是有人建议，与其等书出来再去校阅，不如请水宁尼先生百忙中拨冗，同步参与我们的一校，待退三校之前将水宁尼先生看过的校样取回，由责编核上，其间有十五天时间。但水宁尼先生一是没有原稿可参照，只能通校；二是读毛条(一条未拼板的毛条，字数相当成书的三页半)校阅难度相当大。领导派邵明瑞同志和我去找水宁尼先生商量。

　　我们初次会面是在先生家里。三间住房最醒目的是六个排列整齐的书柜，各类中外文工具书、辞典、老版的俄文百科占了很大部分，《鲁迅全集》、解放前鲁迅先生主编的老《译文》(不全)、全套的《译文》与《世界文学》格外醒目。书柜前放着一副哑铃。虽时值深秋，但水宁尼先生仍是一身短打扮。可能见我们神态惊异，他说他一年四季基本都是短衣短裤。先生的体格并不强壮，小小的个头，眼睛炯炯有神，寸头已花白，说话干脆利落。家中有老母亲，再有就是一只老猫了。母子一边吃着西红柿挂面一边与我们聊。先生爽快地说，生活方面他要求不高，晚上回来经常下挂面，有西红柿鸡蛋就很好了。还真是那样，后来几次我去他家，还就是挂面，我也一块儿吃过。听了我们的建议并问清了出版周期后，先生默算了一会儿说，利用业余时间，只要不出差加上星期天可以做这个工作。那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我爱这个刊物。”

　　按当时的校对付酬标准，编辑部每期付先生25元校阅费。有过几次，先生因出差未把校样看完，他收到钱后必将未校部分的稿费寄回给我们，并在汇款单留言条上写明：因故未校计6万字，退回6元。每当我看到这几张汇款单上的留言时，先生那做事诚实认真、一丝不苟的风格就闪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从1982年初水宁尼先生第一次来信，到1986年6月，整整4年的时间。随着刊物一期期出版，水宁尼先生令人尊敬地融进了我们这个集体。而两个月一次的刊物检查会，研讨水宁尼先生的校样或校阅志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我每次取回先生的一校，很多同志都要在开会之前先睹为快，看他找出了什么错儿。前主编高莽先生好几次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大家可要仔细，即便从我这儿蒙混过发稿关，水宁尼那关可不好过。有时大家为校样中一个规范问题相持不下时，会不约而同地参照水宁尼先生的处理。之后、包括现在来我刊工作的新同志，当他们第一次接触校样时，编辑部领导肯定要讲，曾经有位水宁尼先生，他是如何如何。这已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项传统教育了。

　　坚持数年，必有成效。首先是刊物的错误率逐年下降。四年里，水宁尼先生每期都参与刊物的通校。1986年后，他虽退出了，但只要时间允许，还有出刊后的校阅志寄来。据当时的统计，错误率最低的达到了1/10000以下。其次，责任编辑更加全力以赴，保证做好原文校订、文字修正的工作。一二校我们采取了打破语种，我编你校和通校的形式，三校由资深编委或正副主编把关，无论哪一校发现的问题，都要与各篇的责编汇商解决。这直接促进了发稿前期编辑质量的提高。由于水宁尼先生的直接参与，带出了一批严肃敬业的同志，已退的和现任《世界文学》的主要领导，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水宁尼先生的启发与教诲。可以说水宁尼先生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校对的范畴。

　　与水宁尼先生长达十几年的交往中，我感觉在朴素得近乎刻板的外在形式之下，先生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充满了爱，并在不同的场合与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流露。

　　人有了爱，做他所爱的事自然会细心。水宁尼先生的细心表现在他对外文字母、数字和汉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次，我驾摩托车接妻子(她那时在五棵松上学)，顺便去取先生的校样(已成惯例，在四机部传达室门口)。还是冬天，先生仍然一身短打扮。他一眼就盯住了妻子手上的讲义夹，原来上面打有“韩午鸾”三个字。他很客气地说：“如果中间的‘午’是跳舞的‘舞’，这个名字就活了。”我们说原本就是“舞”，1978年回京上户口时，派出所就……他说：“明白了，全是那次不成功的汉字简化改革造的孽。《世界文学》1978年那几期也留下了痕迹。白纸黑字，害人不浅啊。”

　　爱，有时也会伴随着迷惘与痛苦。水宁尼先生也不例外。因为他凡事认真，而且对一些事物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要想让他改变自己的观点，可能就得像校阅刊物一样，必须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否则要他改变，不那么容易。

　　那是1984年夏天，《世界文学》为顺应改革潮流，改进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新闻出版界的代表、读者和译者共二十几位同志。水宁尼先生发了言，他提到要发扬鲁迅先生办老《译文》的传统，坚持拿外国文学中的精品来营养我们的青年读者。切不可以媚俗争取发行印数，取悦读者。他引用了当时社会上与文学界很普遍的例子，说深圳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落后。他发言之后，《世界文学》的老译者、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对水宁尼先生的深圳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可能正因为彼此不熟，两人争论了起来，态度都有些激烈，颇使主持会议的高莽先生有些下不来台。不久，编辑部收到水宁尼先生一封信。他先对会上的态度道了歉，然后说出了他的迷惘和担忧：“正因为我爱你们的刊物，才有此感慨。千万不要学有些杂志搞那些有奖售刊，我不希望收到你们的刊物中夹着尼龙丝袜！”前不久我见到了傅惟慈先生，傅先生的记性很好，他说：“二十年前水宁尼对深圳的观点是普遍性的，他的直率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虽然观点不同，但我佩服他，现如今，这样的人不多了。”

　　1993年7月的《世界文学》创刊40周年纪念会，是水宁尼先生与我们全体新老同志的最后一次团聚。他告我已退休，因工作需要又被返聘。先生给刊物题了词，表达了他的祝愿。会议中他聚精会神地听每一位代表的发言，聚餐时他欢快地与老编辑们合影交谈。过后他静静地坐在一处，也就那么一会儿，我注意到了他的目光。那是爱，那是慈父和师长般安详与欣慰的目光，看着他的孩子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随后的几年，我们与先生的来往仅限于书信与新年的问候。我们不忍心去讨扰先生那难得的清静，或许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而先生对《世界文学》内容与装帧的大的改进，都会来信或来电，表示他的祝贺。

　　2004年春节的一次餐会上，可以说是缘分，水宁尼先生生前所在单位的行政办公室主任、邻居李传道先生与我同桌。我们的话题自然回到了水宁尼先生。李先生讲，老缪工作极其认真，特别犟，有时不太顾及领导和同事的脸面。对他有了了解后，才知道老缪心地极善良。他没有儿女，但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他辅导院里的几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在当时，他的工资收入不算低，除抚养母亲，就是买书。他还多次寄钱给受灾地区。因为他负担少，单位安排他节假日值班的时候多，他总是抱着几本书和稿子去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老缪爱母亲，他的孝顺在全院是出名的。母亲去世后，同事们看他一直没有从悲痛的阴影中完全解脱出来，他变得孤僻，不大与人交往。老缪全退下来没有几年，爱猫，不是当宠物养，而是收养了几只没主儿的弃猫。他突然犯病时，没有人知道，是那些猫不停地叫……

　　我，一直在默默地听，生怕漏掉李先生的一句话，一个字。我的心在流泪。刹那间我意识到：爱，有时也是凄凉和孤独的。为什么我未与先生保持联系？而这仅仅是我的疏忽，或是我根本就不懂！我想起来了：水宁尼先生多少个值班日，那些书和稿子；先生母亲去世时，因悲痛未校完我们的稿子，执意退回的15元钱的汇款留言条……沉默。我问：您知道缪先生多年来工作之余，为我们《世界文学》做的事吗？李先生茫然……还是沉默，随后是长长的叹息。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 

　　手机上新浪随时了解神六进展　短信看世界与航天员一起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