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好字——大价钱”。我相信，这是存在于很多如我这样的凡俗人脑海中的一个链条。6月30日，启功先生辞世，有关“启功书法要涨价”的报道立即见诸报端。流连于书店，有关启功的几册书已被整理出来置于一处。从中挑出由启功的学生及内侄整理而成的《启功口述历史》，一口气读完，眼前浮现的，是一个至情至性的真启功。
在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等头衔之外，启功先生还有
一个让人感到兴趣的身份——皇族后裔——清世宗雍正是他的九代祖。启功先生一向很避忌谈他的皇族身份，但面对社会上各种出版物中莫衷一是的乱写，他又不得不在他不得不写的自传中做一些说明。书中，启功解释了“爱新觉罗”这个姓氏的演变，还讲了他不愿别人提他皇族身份的缘由，“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有一次，他的族人想以爱新觉罗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启功拒绝参加，并做了两首诗。大意分别是：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我不配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虽然知道这两首诗肯定会得罪人，但他还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有人给他写信，写“爱新觉罗·启功”收，收得多了，他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这里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至真启功。
同时，启功亦是一个至情之人。对母亲，对妻子，对老师陈垣，他的情真且醇。启功自幼丧父，是母亲和未出嫁的姑姑将他抚养成人。为了能更“直接”地挣钱和就业，他读高中时选择了商科，虽然最终他也未能从商。母亲的孤清和不易必是让他刻骨铭心，否则也不会有下面这些文字：“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在人……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都是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启功用自己的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的《述学》。原因在于他小时候看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他有同样的经历和感触。汪中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2002年，启功应邀到扬州讲学，还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启功对母亲感情的深厚，由此可窥。
启功的妻子是个贤惠女人，像很多旧时代的女子一样，她的一生是为了丈夫而活。她照顾着启功的母亲和姑姑，直至把她们养老送终；她自己的衣服缝缝补补，却省下钱来为启功买书。对妻子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启功感念不已，“我可怜的老伴再也不能和我分享事业上的成功和生活上的改善。她和我有难同当了，但永远不能有福同享了。有时候我挣来钱一点愉快的心情都没有，心里空落落的，简直不知是为谁挣的……”老伴去世后，给启功介绍“对象”的人络绎不绝，随着他知名度渐涨，毛遂自荐者也不乏其人，但他一一拒绝了，并把家中的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以向来者“明志”。他说自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老伴去世前，他们打过赌，启功赌自己一定不会再娶。他用漫漫30年时光赢了这个赌注。如今，他们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想必启功先生一定很得意吧。
启功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国学大家，是得益于诸多名师的言传身教。虽然他见诸报端的有关自己的文章极少，但却曾专门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等文章怀念老师。他是知恩图报之人，在《启功口述历史》一书中，亦专门辟有《我的几位恩师》一节,记述诸位名师对他的教诲。上世纪90年代，他不惜重金从海外买回了恩师吴镜汀的一大卷山水，并自费在香港出版。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数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和史学家陈垣先生。对和陈垣先生交往的叙述占了本书很大的章节，由此已可见启功对这位恩师的感戴之情。“老校长把教师的职责与父亲的关怀都担在了身上，这种恩情是无法回报的。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1991年，启功先生将义卖字画所得160余万元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而“励耘”，就是陈垣先生的书斋名。
正像《启功口述历史》一书后记所言：启先生一生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经历，它折射了现当代很多历史的痕迹。的确，随着先生的叙述，我们仿如走进了一幅历史长卷，古风扑面而来；又仿如走进一个文化大沙龙，先贤们的音容笑貌置于眼前。如先生这样的“国宝”已经渐行渐远，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也已经一去不返。用目光追随先生及先生们远去的背影，也许能让我们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界里感受片刻宁静。(文/阿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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