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子滨
无庸讳言，录像作为一种再现生活事实的科技手段，已被广泛用于社会管理，以至于直接用于执法。我们周围已经有很多“电子眼”，它们实时监控、录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事后处罚。这就是我们所谓“录像执法”。这种执法是高效的，因为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威慑、遏制了交通违章行为；这种执法又是“铁面的”，因为它不仅在处罚时基本上不给被处罚人申辩的机会，而且使事后的司法救济困难重重甚至毫无可能。
但是，录像只是再现生活事实的手段，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生活事实本身。通过录像来执法，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就拿交通违章处罚来说，问题不仅在于“电子眼”的架设地点、用途没有民意的参与，架设人也从不向公众陈明理由，而且在于某个路段为什么“单行”、“禁左”等等，往往并非出自公意。也就是说，如果规则的设定没有民意基础，没有程序保障，那么规则的执行就徒具“合法性”而没有正当性。
再者，录像执法也并非机器执法，“电子眼”的背后实际上还有人的眼睛，还有人的判断。录像虽然是处罚的根据，但却可以选择处罚。
观察告诉我们，这种选择确实存在，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特殊车辆”在“非公务”情况下违章行驶。进而，由于真正的执法者被挡在镜头后面，因而公众对执法者的监督力度减弱了，而只是单向增加了执法者的监控权力，这恐怕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次目的转换带来的理念转机：北京东城区的警察开始尝试对自己的执法行为进行全程录像，并且这种执法录像的目的只在于约束权力，这是警察权法治化过程中可圈可点的一笔。法治的精神正在于约束权力，而并不是单纯地强化权力，所以，将“电子眼”对准自己，颇得法治之要领。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准执法者的“电子眼”背后，不能只是另一个执法者，而应当主要是公众的眼睛。否则，就难保那个监督别人的人因无人监督而为所欲为。
执法录像只能是执法进步的一个阶梯，而决不是制约执法权力的真正有效手段，因为正如笔录可以是伪造的一样，录像是可以裁剪的，所以，科技用于执法，并不能当然保证它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必须有一套制度安排来监督科技手段本身的运用。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为例，全程录像不能证明没有刑讯逼供，因为这有赖于录像者是谁，录像保存在谁手里。如果录像者、保存者与执法者属于同一体制，这样的执法录像就失去了可信性。所以，在这个环节上，仅有录像是不够的，历史的经验、世界的经验公诉我们，应当让嫌疑人有沉默的权利，如果没有律师在场，任何的证供都应当是无效的。只有外部的监督才能保证内部的健康，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当然，要到达这一境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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