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与峰火台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

　　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

　　巴金1927年来到巴黎，寄寓在塞纳河南岸的一座小旅店里。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

　　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当我在巴黎感受巴金时，随身还带了一本书，是诗人梁宗岱的《诗与真》。梁宗岱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他在巴黎留学时

　　与巴黎诗人的接触，以及历史上诸多法国文学家在巴黎的生活。梁宗岱与巴金差不多同时来到巴黎，让他陶醉的却是诗，是美

　　术。不仅仅是他，在此前后，到过巴黎的还有朱光潜、冯至、傅雷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巴黎这座文化之都感受艺术的熏陶

　　，探索艺术的奥妙。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同时期的巴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没有它们，中国决不会变得更坏一点……”

　　巴黎，让巴金迷恋的不是艺术，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血与火的恐怖画面中高扬的英雄主义，是强大的政府权力

　　下个体生命的反抗、呼喊。虽然巴金也曾走进卢浮宫参观，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座城市所含蕴的伟大、悠久的文化传统，博物

　　馆里展示的文物、绘画等等人类艺术的精华写入文章。相反，在1932年他写的《灵魂的呼号》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用相当

　　激烈的言辞贬斥卢浮宫、贬斥艺术：

　　“我不是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

　　。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没有一点顾惜。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假若它不能够对黑暗给一个

　　打击。整个庞贝城都会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了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和多数人

　　隔离，像现在遗老遗少们鉴赏古画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着它们的骄傲的地位？老

　　实说，我最近在北平游过故宫和三殿，我看过了那令人惊叹的所谓不朽的宝藏，我就有一个思想，就是没有它们，中国决不会

　　变得更坏一点，然而另一些艺术家却诚惶诚恐地说失掉它们中国就不会存在。大多数民众的痛苦和希望在他们看来是极小极小

　　的事情。”

　　巴金正是从特殊的政治标准出发，强调文学的功利作用，从现实革命的角度反对纯艺术、反对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

　　思想背景下，巴金在1935年和吴朗西、伍禅等人一起创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

　　如同走向文学之路是政治生活的延续一样，热衷于出版对于巴金来说，同样是他的政治生活的延续，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带有更多的寄寓理想与信仰的成分。与现代出版史上其它一些著名出版社有很大不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典型的同人出版

　　社，主要参与者，如巴金、吴朗西、伍禅、丽尼、陆蠡、朱洗等，赢利不是他们的目的，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分文不取。在文化

　　生活出版社鼎盛时期，那是一个和谐、友好、无私的集体，就如同巴金过去梦想过的境界一样。

　　巴金对艺术、对传统文化所做的那些批判，是在特定历史范畴内特意表现出革命的姿态，甚至还可看作他在因现实的

　　郁闷、刺激而发泄不满时，特意选定的表述方式。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带来的副作用。正由于早在十几岁时就选择了来自

　　西方的思潮，巴金所熟悉和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他感兴趣并予以描写和赞美的也以外国人物居多。相对而言，中

　　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方面的修养，是他的弱项。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也较少引用古诗古文，更不习惯

　　于使用典故，而这在不少作家那里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

　　随着年岁增长，巴金身上的激烈情绪渐渐淡化。自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后，我们便可以看出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有所转变。在他的堆满着外文书籍的书橱里，也开始出现了明代万历刻本《批点唐诗正声》。传统旧戏也不再被他视作攻击对

　　象了。尤其是川戏，成为他的业余爱好。据他的朋友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兴致好的时候，会随口背诵许多古诗，包

　　括《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这使人想起巴金幼年时，母亲亲自教诵《白香词谱》的情景。也许到了中年以后，母亲

　　在无意中留给作家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方始开出了灿烂之花。这些美学趣味上的变化，与作家的生活环境、政治情绪都有密切的

　　关系。对于年轻时候的行为，晚年巴金作了认真的反省：“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

　　实在可笑。”随着偏激思想与情绪的消退，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在巴金身上凸现出来。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等

　　人的著作的同时，他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作家王尔德的童话。

　　《巴金传》的作者陈丹晨有一个见解，他说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

　　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创刊的《收获》，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

　　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

　　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他说得不错。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

　　表作，都是由巴金发表和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丛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

　　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站出来发表文

　　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对于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来说，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巴金，无疑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

　　树。

　　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丛维熙至今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

　　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

　　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

　　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李辉)(

　　《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巴金不正是在一个个类似的故事中进行着文化的创造与积累吗？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

　　它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巴金语录之赴法时立志献身人类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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