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跳伞塔：一个时代的终结(组图)

跳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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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伞塔

　　重庆跳伞塔 一个时代的终结

　　重庆两路口，气度非凡的希尔顿大酒店旁侧，重庆跳伞塔。

　　那高高的塔柱犹如一个精神符号，从周边凌乱的商业门面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般矗立在大田湾体育场一角，直指苍穹，似乎在述说着它往昔的辉煌。

　　这里，犹如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曾经是大众体育的通道——只要有梦想，就可以纵身一跃；这里，曾经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六十多年过去，中国历史和中国体育都历经了种种变迁，跳伞塔仍无怨无悔，俯瞰着大田湾体育场，坚守着体育原本应该具有的精神。

　　然而，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座具有某种精神内涵的建筑，这座抗战时期留下来的文物，这座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在重庆惟一的遗作，在被废弃之后，又被地产商所盯上。

　　一个敏感的话题

　　据了解，跳伞塔所在的地皮属于市体育局管辖使用，根据《文物保护法》谁使用谁保护的原则，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跳伞塔应该由市体育局负责保护。大概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去年初，一个消息在市民中不胫而走：有关部门建议推掉跳伞塔，将伞塔所在的地皮改建成商业用地。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相关部门至今仍对此传言讳莫如深。

　　在跳伞塔所在地，市体育局下属的重庆体育事业服务管理处，听说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其负责人汪主任坦诚相告，“这个问题太敏感。”他建议，要采访，请直接找体育局相关职能部门。

　　在体育局产业处，一名工作人员一听记者提到“跳伞塔”三个字，便问：你为什么要采访这个？记者表示，“想了解整个大田湾体育场今后的打算。”

　　随即，该局产业处一位副处长以“这周太忙，下周吧”为由推掉了采访。

　　第二周，记者再次前往体育局产业处，这位副处长仍以“太忙”为由，要求记者写好采访提纲，并要体育局宣传处在采访提纲上签上意见。而宣传处称“不可能签意见。”并向记者表示：到底接不接受采访，一定给记者一个确切的答复。但截至本文发稿，记者仍没有等到体育局的回复。

　　无奈，记者拨通了市体育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徐青的电话，听说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他委婉地表示，这确实不属于自己的分管范围，因此建议记者找分管的领导，并解释说：“这个问题目前还够不上新闻发言的层面。如果达到了新闻发言的层面，我肯定会组织新闻发布会的。”

　　撤除方案被否决

　　重庆跳伞塔已于2000年被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一个文化遗产的去留以及今后的规划打算，市民当然有权知晓。

　　由于主管部门至今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话，记者只能通过外围采访，从相关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上述传言的来龙去脉。

　　据了解，有关部门关于跳伞塔片区改造的规划，已经运作了3年多，去年初才将方案提交到市政府。这是一个体育嘉年华项目，如果成功，国家体育局将有一笔拨款。体育局当初一再强调，这是一个群众体育项目，紧紧围绕全民健身这一主题。不过该项目建成后，将对外有偿使用。

　　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省(直辖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要撤迁，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审批。因此，体育局的方案被市政府转到了重庆市文化(文物)局。

　　随即，市文化(文物)局于“3月10日组织了市文史馆、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市规划局、市社科院、市文物考古所、红岩革命纪念馆等部门和单位的专家，对撤除“跳伞塔”的方案进行了论证。论证的结果，专家一致认为“不能以牺牲文物为代价搞基础设施建设，拆除文物将是对历史的犯罪”。

　　在上报给市政府的报告中，市文化(文物)局曾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可以整体搬迁。然而，市政府向渝中、南岸、沙坪坝、江北等区征求意见后，这些区都正式回复：没有地方安置跳伞塔。

　　于是，市体育局提出的方案不得不搁置下来。

　　在学者专家的强力干预下，跳伞塔得以矗立至今。

　　英雄之城的骄傲

　　据当时参加了专家论证会的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管维良介绍，在论证会上，专家们讨论热烈，意见基本一致。“既然紧紧围绕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为什么要将跳伞塔推掉，而不将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管说，当时很多专家指出，“跳伞塔仅仅是一根柱子，又占不了多少面积。”“保留跳伞塔，并组合进体育场地空间，成为体育标志，丝毫不存在影响体育设施建设的问题。”

　　论证会之后，根据专家发言形成的“专家论证意见书”，充分说明了跳伞塔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会专家在这份书面意见书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重庆跳伞塔建成于1942年4月4日，是我国第一座跳伞塔，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高、设备最好的跳伞塔，其主要功能是为抗战培训飞行员。“抗战时期，许多飞行员在这里通过训练后，直接赴机场登上战机与来犯日机浴血奋战，并就此血洒蓝天。因此跳伞塔为培养抗战志士和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仅存的亚洲第一座跳伞塔，在近代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文物价值，是重庆人民的骄傲。”

　　在跳伞塔启动当日，成立大会主席陈立夫致辞后，由于佑任开启塔门，他把伞塔的门打开后，回首挥臂高呼：“塔门已经开了，请全国青年上去吧！”为庆祝跳伞塔落成，陈立夫还亲自撰写了《陪都跳伞塔记》一文，命人镌刻于石碑上，竖立于塔下，以资纪念。

　　跳伞塔的设计者是我国建筑大师杨廷宝，如今其作品在全国范围已不多见，在重庆，跳伞塔更是他留下的惟一作品。“作为上世纪陪都重庆最重要的抗战遗迹，跳伞塔与解放碑(抗战胜利纪功碑)同样是一个时代和精神的象征，是重庆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建筑。”

　　同时，专家们还指出，由于跳伞塔所处位置的地下，有两个车行隧道和两条轻轨线通过，不适合搞体育建筑及构建物。

　　重庆跳伞队之死

　　据了解，解放后，跳伞塔仍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辉煌。

　　1952年，跳伞塔被修葺一新。1954年，大田湾体育场内建立了重庆市跳伞学校，跳伞运动获得新生。一些世界著名的跳伞运动员，如王素珍、赵成英等，均先后在重庆跳伞塔参加过训练，并在世界跳伞比赛中，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文革期间，各项体育运动都沉寂下来。文革刚一结束，重庆又恢复了跳伞运动。

　　马朝龙是1978年10月从伞兵部队转业加盟重庆跳伞队的，任总教练。据他回忆，重庆跳伞队最辉煌的时段是1978年到1980年期间，“每年的寒、暑假，跳伞的学员要排队上伞塔。”

　　当时，全市几乎每所中学都长期保持着一、二十名同学参加跳伞培训。跳伞学员产生的程序是，先由学校体育教研组推荐，然后再由跳伞队选拔。可以这么说，能够参加跳伞队的训练，是当时在校中学生的骄傲；跳伞塔情系着一代青年学子的蓝天梦。

　　马朝龙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四川省飞机跳伞队录取了重庆跳伞队推荐的7名队员，为此，重庆市体委获得奖励500元，作为总教练，马得到了50元奖金。“推荐上去的一名叫张建中的学员后来还获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

　　进入80年代，随着国家体育政策的变化，与其他所有群众性体育项目一样，重庆跳伞队被解散。这时，马朝龙离开了跳伞队。“1981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举办过全国性比赛。随后，跳伞队被解散。”马朝龙记得，与跳伞队一同被解散的，还有滑翔学校、男篮、水球、航模等群众性体育项目，“总之，只要是无大型世界性比赛的项目，全部砍掉。”

　　1984年奥运会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随着许海峰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那一声枪响，中国体育的方向彻底发生了变化。

　　养活着30名员工

　　周均华是原重庆跳伞队的裁判，至今，他仍坚守着跳伞塔，不过，不是跳伞，而是守车——跳伞塔下面的平地，如今被改造成了停车场。

　　据他介绍，跳伞队解散以后，市体育局(当时叫体委)在原跳伞队的基础上、从各单位抽调人员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利用原跳伞队的地皮，搞多种经营，自收自支。”于是，跳伞塔周边建起了一排半圆型的门面，出租后，办起了烧烤、舞厅、茶楼等餐饮娱乐项目；而跳伞塔的正下方的平地，被改造成了游泳池，夏天关上水游泳，春、秋、冬喂上鱼垂钓。

　　跳伞塔原有3根铁支臂，朝3个方向张开犹如伸臂拥抱蓝天。后来，劳动服务公司怕铁臂锈蚀后掉下来砸到下面游泳的人，请专业公司将其割掉了。而安装在跳伞塔内部的从德国进口的卷扬机，虽历经时代变迁而使用如常，也不知被撤下来丢弃到哪个角落去了。

　　跳伞塔犹如大众体育时代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被毁，犹如一个时代的终结。

　　目前，劳动服务公司已经改名为重庆体育事业服务管理处，游泳池被改成了停车场。这里，养活着近30名员工。

　　体育精神的消亡

　　跳伞塔伴随着这座城市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城市的精神，时代的脉搏，都可以从跳伞塔找到痕迹。因此，关于它的去留问题以及今后的规划打算，一直是市民所关心的，也是市民有权了解的。

　　据说，在去年文化局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上，很多与会专家听说要将跳伞塔推掉，情绪激动。最终，在专家们充分的论证以及强烈的呼吁之下，跳伞塔得以孤傲地矗立至今，让我们的下半生以及我们的后代，在双眼被钢筋水泥遮掩，大脑被狂热浮躁的气息覆盖之后，能有一个舒缓压力、静心思考的启示物和标志。

　　把重庆跳伞塔的命运放到中国体育的大背景下，反映出的，正是中国体育的风起云涌。

　　从跳伞塔差点被推掉的命运，可以折射出，中国体育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何等畸形的地步。

　　当初，市体育局提交方案时表达的一个美好愿望是，推掉跳伞塔，增加体育场馆的面积。但问题是，我国体育场馆的投资不足固然是问题，建成后利用率低下更是一个大问题。一边是城市空地越来越少，市民活动场所几近为零；另一边是已建成的场馆长期闲置，只供少数运动员使用。

　　“人人都有享受体育的权利！”重庆大学体育学院院长胡红呼吁，我们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大众的利益，牺牲大众的健康。“占用大众体育用地，就是违法，违反了《体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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