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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上海地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7:12 成都晚报

  2003年11月25日,是文坛泰斗巴金先生的百岁华诞。冒着酷暑,逐一寻访巴金在上海的旧居踪迹。高温烤人 ,但每找到一处尚存的旧居,心里美滋滋的,犹如阵阵清风沁人肺腑,虽大汗淋漓不在话下。

  ○冯沛龄

  在天祥里,巴金每天只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

  1923年春天,巴金偕三哥尧林走出夔门,乘船赴上海,秋天,入上海南洋中学当住读生。南洋中学是巴金在上海 最早的居所,在中山南二路225号。在迎接南洋中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他亲笔写下“百年树人,素质第一”的贺词,此是 后话。再说当年学期末,因经济等原因,巴金又转赴南京,进了学费较低的东南大学附属高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 继续求学。

  1925年8月,巴金拿到了毕业文凭,自南京返沪,住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里。在艰难的时世中,和朋友 合办《民众》半月刊,译述《断头台上》的一些篇什。他的朋友毛一波对与巴金共同生活的情景有过十分感人的回忆:“我和 几个亲爱的同志们住在上海贝勒路底。我们那时穷得只能吃几个面包和喝一点清水,然而,同志们的精神却是十分饱满。我们 还分了余钱出来出版革命刊物呢。那一个生了肺病的同志芾甘(巴金),正在负责译述先烈的遗著。”

  我们去寻访时,遍寻黄陂南路却未找到天祥里。是拆掉了?还是搞错了?正在疑惑之间,有一位幼时曾在天祥里附近 居住过的同事得悉后,很热情、很肯定地说:“天祥里还在,就在黄陂南路隔壁的一条小马路永年路上。”我们闻说喜出望外 ,即赴永年路寻找,一问天祥里果然还在,即今永年路149弄,位于黄陂南路与顺昌路之间,弄口在永年路,弄尾通徐家汇 路,是一条进深很长的大弄堂。全弄系三层石库门住宅,弄堂口过街楼上方的墙壁上用水泥写了“1925”,标明该弄系1925 年建造。进得弄内,只见房子已很陈旧,居民们说,按规划这里将要进行拆迁改造。望着这条即将消失的老弄堂,我不禁感慨 万千。70多年前,就在这条弄堂里,青年巴金虽身患肺病,每天只“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巴金语)。

  1926年下半年,巴金搬出天祥里,住到了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康益里4号的亭子间,在那里,他翻译了克鲁泡 特金的《面包略取》。我们去找康益里4号时,颇具戏剧性。一位老伯说:康益里早已拆掉,现已建为新工房,边说边用手指 指建国东路与黄陂南路交叉处。跑去一看,果然矗立着几排新楼房。我们有些疑问,遂又返回建国东路一弄堂口询问,适有三 位老人在纳凉,一位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康益里还在,就在荣金大戏院(今建国电影院)隔壁。”近前一打听,才知康益 里即今建国东路39弄,整条弄堂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系上世纪20年代初建造。

  1928年12月上旬,巴金自法国返沪,先借住宝山路鸿兴坊75号上海世界语学会,翌年元旦后,搬往宝山路宝 光里14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的楼下客堂间,在此一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住处被炸,住了3年多时间。在宝 光里的3年间,是巴金文学创作的高潮期,这时,巴金作为一个多产作家已蜚声文坛,许多作品,如后来巴金深情回忆所说: “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诞生了《家》的宝光里14号,是值得予以保护、纪念的。可 惜宝光里14号和上海世界语学会俱毁于“一·二八”战火,今已不存。

  1946年,从重庆返沪后,再次入住

  完成了《春》《秋》的创作,1934年11月3日,巴金离开上海去日本,1935年8月上旬回沪,在虹口狄思 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楼上亭子间定居下来。巴金在繁忙的编余,仍不辍写作,长篇小说《春》,就是在麦加里开始 酝酿创作的。

  麦加里系新式里弄住宅,1923年由麦加利银行投资建造,弄址在溧阳路965弄,共有38幢坐北朝南的西式砖 木结构二层楼房。我们去溧阳路寻找麦加里时,只见麦加里已被夷为平地,据说要建造轻轨。拆迁之初,曾有居民向动迁单位 提出要保存21号,但21号终究被拆掉了,望着眼前的一片平地,我有些怅然,又有一丝遗憾。1937年,巴金搬入霞飞 路霞飞坊(即今淮海中路淮海坊)59号三楼,他在这里写完了《春》。后来巴金在谈创作经过时说:“《春》是在狄思威路 (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敦和里21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三楼完成 ,那是1936年到1937年的事。

  霞飞坊59号,现为淮海中路927弄59号,系三层的新式里弄楼房,大门墙上有一勒石,上写:“著名文学大师 巴金1937年曾在此居住”。1939年10月到次年5月,巴金在此完成了长篇小说《秋》的写作。巴金说:“《秋》不 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 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时后开始写《秋 》,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抗战时期,巴金离开上海辗转于广州、桂林、昆明、贵阳、成都 、重庆等地,回到上海依然住在霞飞坊。1946年,夫人萧珊与女儿小林自重庆返沪后,巴金遂在此安家,直到1955年 乔迁到现在的寓所。(选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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