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舌之刃无法割断历史经脉

　　写在前面：近年来时见一些关于巴金的批评，这表明当今思想界日见活跃，人们的认识方式、程度与80年代初有了 很大变化。但是，我感到在种种批评中，存在着割断历史的简单化倾向。在近期的《南方周末》上，林贤治先生在谈到巴金当 年提出的“说真话”时，便用“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的说法予以讥讽。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忽略了思想史的渊源关系， 不利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与道德的建设，更不利于思想的发展与历史意识的加强。因此，我觉得仍有必要就《随想录》的历 史背景、思想价值以及巴金与当今思想界的

关系，再进行一番描述和解读，并求教于贤治兄和读者。

　　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满50年。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 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 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常看重巴金早年思想和道德观与《随想录》的关系。我也同样。我甚至认为，准备重返法国以 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 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 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

　　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 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 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 。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巴金只提到了以上几位法国作家，他本应还提到与卢梭他们一起影响过他的那些俄罗斯人，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 妃格念尔，更应提到他的“精神上的母亲”高德曼。他没有提到，但并不意味他忘记了他们。不，没有忘记。当年他赞美他们 对自由的向往和牺牲精神，认同他们关于奉献生命的道德主张，现在仍内在地促使他对自己的无情反思。毫无疑问，如果没有 这种历史关联，巴金是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有那么深深的内疚和痛 苦。时光流逝，尘埃落定，他仿佛忽然间发现自己竟走了一条如此漫长的曲折道路。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 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

　　一个又一个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 动力。

　　他终于以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应尽的历史责任，达到了他的文学 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 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 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 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 ，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他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 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 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 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 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 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 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 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准则。自然，真话不意味真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范畴的问题。真理属于认识论，真话则属于道德观。真话虽 然不一定代表真理，而假话却万万不会是真理，而且只有前者才是探索真理的途径。戈培尔说过“谎话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 实”，从历史上看，这已成为对法西斯本身的嘲弄，从道德上讲，这显然也是做人之大忌。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 、“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 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 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当时，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 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而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点也必须强调指出，《 随想录》是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与内地相比，那里少了许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断遇到批评，文章甚至遇到开天 窗的厄运。假如忘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简单地贬斥巴金的努力与贡献，把他所提倡的“说 真话”讥讽为“小学二三年级水平”，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对一位老人的苛刻。至于还有人把巴金写于《随想录》之前的 作品，如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重又孤立地拿出来按照现在的一些观点来予以“讨伐”，更是不可取的粗暴与简单化。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21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 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 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20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并非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而能 做到。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不易。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 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 20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

　　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 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会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或许根本不能发表。无疑，它们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 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褴缕。

　　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 化了的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 、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 值。

　　在我们的后面有黑暗惨痛的“过去”，在我们前面有光明灿烂的“将来”，难道我们还应该徘徊在泥泞的狭道中么？ ——巴金《殉道者的祭坛前》

　　我一直注意到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 读者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

　　——《＜巴金译文全集＞第2卷代跋》(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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