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告别百年文化困境

　　木人

　　不久前来大陆进行“神州文化之旅”的李敖先生说，中国正处在“汉唐以来未有的盛世”。这是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的各种“盛世说”之一，出自李敖之口，似更引人注意一些。但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盛世”呢？

　　用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彻底终结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共同体认。

　　任何盛世必然是一个“文化盛世”。实际上，我们所终结的，也是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困境”。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对中华民族命运所产生的最深刻的影响。

　　所谓“文化困境”，是指社会发展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一种迷失和困顿状态。鸦片战争前，中华文明自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虽然中国的确在很长时期内，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但这种傲视天下的“大国文化心态”基本是狭隘和蒙昧的井蛙之见。

　　“千古之奇变”的历史悲剧和深重的民族危机，决定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痛苦历程。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过程，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而贯穿这个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全过程，是一百多年的文化论争。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观念层面，先驱者探究着中国失败的根源。这种漫长的文化反思一直延续到又一个世纪之交。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每隔30年就出现一次大的文化思潮。“体用”之说、中西之争、传统与现代之辨、革命与反动之分，使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彷徨和摸索中度过一生。

　　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相对应，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主要起源于“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百余年来的文化变革、文化改造与文化建设，主要也是一个回应西方文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丧失和重构文化自信的过程。

　　“二元对立”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讨论。一方面，“西化派”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尤其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降生的文化理论，使很多人怀疑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能够建设现代化的大厦。另一方面，“国粹派”也始终有市场，“儒学复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虽然对各自的路向都十分自信，但骨子里都透着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

　　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文化是难以树立真正自信的。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本无高下、优劣之分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较量和竞争。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的挫折就是文化的失败。一个落败的民族，无论有多么辉煌的历史文化，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同样，现代化的成功，也必然是文化的胜利，因为，实现现代化，必然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即建立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

　　值得欣慰的是，在持续不断的论争中，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不断成长，中国文化逐渐向现代文明转型与过渡。迄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发生某种根本性变化，文化自信正走进一个新的境界。

　　并不需要特别在意国际上将中国的“发展奇迹”归结于“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舆论。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这一方面说明“北京共识”确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能否取得彻底成功，世界仍拭目以待。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全面整合和综合创新。徐光启在明末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正是在“会通”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通过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批判与扬弃，中国文化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当代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现代化进程，而达到“超胜”。这也是温家宝总理说过的“社会主义是大海”这句话深刻涵义之所在。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观念革命，是实现中国文化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创新，是一个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流的历史运动。

　　当世界确认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自信有了新的物质基础。我们不再需要沉迷于自诩的博大精深以汲取自信，现实比历史更有说服力。毋庸置疑，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朝气、也最具有开放精神的一种文化。易传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阐释，在今天变革和崛起的语境下，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雄辩。

　　尽管未来还会有反思、论争和困惑，但这与过去一百多年的情形完全不同。中国文化正在新的水平上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着意义和动力，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这种新的文化自信，是中国人站起来的最终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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