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作者 端木昌)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走了，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也留下了点点滴滴。我想起巴金曾经在青年时代说过：我有三位先生：第一个先生是我的母亲，第二个先生是一个轿夫，第三个先生是《半月》报社的编辑吴先忧。
乍一听，颇让人费解。一则，巴金没有把教他认字习文的私塾先生、引领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归于先生之列，却把母亲、轿夫和吴编辑列为自己的先生；再则，即便母
亲在他呀呀学语、摇摇晃晃学步时开始，教他学这学那，可以认同“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之说；即便吴编辑教给他许多办报知识和经验，给了他立业之本，可以认同其先生的地位，那么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轿夫，怎么成了他刻骨铭心的一个先生呢？
原来，巴金的父亲早年是当地的知县，家里雇有三五十个仆人，童年时代的巴金有相当多的时间与仆人在一起。他同情、喜欢老轿夫老周，是因为老周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悲惨的命运，老婆跟人家走了，儿子当兵战死了，居然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却又忠实地活着。有一次，巴金跑到厨房帮老周烧火，由于他不会烧火，只知道一个劲地往灶孔里添柴加草。老周走过去一看，火快要灭了，便马上把巴金拉开，然后用火钳在灶膛里拨弄了几下，火又重新旺了起来。老周对他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就是这句听似简单实不简单的话，深深地刻进了童年巴金的心灵，使他铭记一生，并成为他后来一种不变的生活态度。可见，巴金所以把一个轿夫尊为先生，是因为轿夫教会了他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其实，巴金把母亲视为生命中的第一个先生，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的母亲陈淑芬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为人宽厚，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孩子，教育孩子“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有一回，巴金的哥哥尧林打骂了一个丫头，尽管事出有因，但母亲还是责备尧林：“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当好好地对她们说。”巴金这样说：“母亲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的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为她的好心我才能够在奴仆们的诚挚的爱护中生长起来”，“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
至于吴编辑(也是朋友)，为了创办《半月》报，自动退学不算，还到裁缝店做学徒。巴金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不仅受到了太多的感动，也学会了如何做人——有一次，吴编辑为了付印刷费和缴月捐，又一时筹不到钱，就拿自己的棉袍、皮袍等衣服去押当；为了不让管家的姐姐发现，出门的时候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当铺后才脱下，以致闹出夏天穿着棉袍出门的笑话。而所有这些，给巴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影响。看来，巴金称他为“我的第三个先生”，不无道理。
巴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显而易见，被巴金尊称“先生”的三个人，都是在教他如何做人。而记着这样的先生，把教他识字习文和引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先生放在一边，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如何做人要比如何做事重要一万倍。确实，三位先生成就了后来的巴金，就像三根巨柱，撑起了一代文学巨匠！
学习巴金，无疑是最好的悼念。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像巴金那样同时拥有这样的三位先生，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都有一群老师，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如何做人的许多教育。能不能把你支撑起来，关键就看你有没有记住这些教育，并恪守着这些教育去做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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