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10月17日刊登了该报社会调查中心有关“9·22大限”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80.4％的人知道所有“官股”必须在“大限”前撤出，但52.4％的被调查者认为“一下子查清是不现实的”；还有19.2％的人觉得靠一纸禁令割股去肉“太天真了”。有接受调查者分析，“权力干股”的存在，让清查变得十分困难。不过，虽然“撤股”进展还不明朗，但公众仍然表示“不管多难多险，希望我们的政府都有勇气做下来”。
如此众多的读者关注“9·22大限”和政府对官煤勾结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我以为，公众对查处官煤勾结的阶段性成果不够满意，以及对政府进一步彻查官煤勾结的信任，实际上表达了对政府打击官煤勾结的愿望。
所谓“干股”，就是官员拿手中的公权力入股，公权私用，充当矿主保护伞，借以牟利。相对于官员以资金入股而言，“干股”的腐败性质更为赤裸，但形式又比资金入股更为隐蔽，风险也更校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下已主动撤资并申报的官员无非只是少数“和尚头上的虱子”。
眼下，一方面，官煤勾结在一些地方已成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现象，连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也直陈：“从已查处的案件看，几乎每一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背后都存在着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大限”过后，撤资官员的数量远远少于人们的预期，一些省份还以各种理由延长“大限”。为什么极少有官员主动撤资并申报？为什么查处官员直接入股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腐败官员对现行矿业管理体制内权力寻租的自信，亦即对“干股”的自信。
其实，在党纪国法明禁官员经商的现实条件下，真正以自己名字到工商部门登记的官员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企图权力寻租的官员都明白，要提防“授人以柄”。这些官员之所以有资格从开矿收益中分得一杯羹，关键在于手中握有大权。换言之，当权力因素对矿主赚钱与否、甚至矿山存在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时，寻找官员充当保护伞，就势必成为矿主开矿赚钱的前置条件，甚至成为行业内普遍奉行的一条潜规则。
矿主永远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官员收受了“干股”，也会加入利润最大化的行列，而罔顾公共利益和矿工安全。因此，要铲除“干股”现象，就必须回答为什么开矿必须寻求保护伞这个问题。这一方面需要国家对煤炭资源配置的政策作出必要调整，改变矿产资源配置由少数官员说了算和市场竞争不透明、不公平以及产权管理不规范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急需纪检监察机关介入矿业秩序整顿，改变安监部门在查处官煤勾结中孤军奋战的局面。
查处权力寻租，永远不该有“大限”。从这个角度看，在“9·22大限”之后依然不放松对煤矿乃至各经济领域“权力干股”的查处，方能真正显示政府深入反腐的决心，从而真正规范公权运行，还市场领域以健康、干净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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