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使我懂得了友谊

　　巴金反复对我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也会头上青筋凸起，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在我痛苦时，巴金给过我慰藉；在我迷茫时，他曾鼓励我重新找到航道

　　萧乾/文

　　(摘自《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文洁若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死气沉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很幸运，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

　　在见到巴金之前，我已经在《文学》、《现代》上读到过他不少的作品了。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和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词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记得谈起我对华林的新英雄主义的倾倒时，曾引起他的共鸣。他总是耐心地听，透过那深度近视眼镜注视着对方，然后寥寥几句坦率地说出他的意见。后来我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说：“一位由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种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者的勇气。”这位先辈就是在年龄上其实仅大我五岁的巴金。他对我更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现实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从他那里，我还懂得了“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

　　但是他反复对我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记得我的小说《邮票》发表后，巴金读罢曾告诉我，作品中那个无知的孩子说的“我不小。瞧，我也流泪了。”那句话，使他受了感动。他就是这样给一个初学写作者以鼓励的。

　　巴金和郑振铎的北来打破了那时存在过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时，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出现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编天津《大公报·文艺》的。不，我最初编的是《小公园》，一个本由“马二先生”主持的货真价实的“报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们不计刊物的大小，一时张天翼、艾芜、丽尼等几位的作品就经常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甚至那个《小公园》上出现了。这个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帮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预先编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后去踏访鲁西和苏北的灾区了。

　　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那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同杨朔一道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着《作家》；靳以先后编着《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着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时在饭桌上，朋友们有时戏称巴金为我的“家长”。家长不家长，那两年我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也会头上青筋凸起，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这就发生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次晨，当时《大公报》在第三版上以“短评”方式向鲁迅先生遗体戳了一刀。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也就是那天，当他一听说我已经找报馆老板抗议并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立刻给了我有力而具体的支持，要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

　　“八·一三”全面抗战的局面打开后，我很快失了业，决定经海路转赴内地。临行，我去看了他。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败溃，上海早为战火包围，租界上空飞着炸弹，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带也挨炸了。人们纷纷离去或准备撤离。巴金像个哨兵似的镇定自若，说你们走吧，到内地一定有许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

　　1939年我出国前，我们又在香港相聚了一阵子。那时，我正陷入一场感情的漩涡中。他和杨刚都曾责备过我，我还狡辩。1978年后，我曾两次在文章中表示过自己的忏悔。1980年在病榻上写《终身大事》，也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不要在这样问题上走入歧途。

　　太平洋事变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也从杨刚按期寄给我的《大公报·文艺》上，知道巴金对她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后来邮路不通了，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朝不保夕的英伦三岛。我患了几年神经衰弱，有半年几乎连记忆力都丧失了。我深切地尝到游子之苦。也许正由于这样，1979年当我在国外遇到入了美籍的故人时，我能理解他们灵魂深处的痛楚，因为我也几乎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1946年回到上海后，巴金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路，我住在北郊的复旦。他和陈蕴珍(即萧珊)曾抱了他的国烦(就是今天的小林)来过江湾，我有时也去看他，但那两年我们见面不多。那也是我平生最迷茫的一段日子。同祖国脱节了七年之久，又是在那样重要的七年，真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对一切变为陌生了，而自己又不虚心向人讨教，就提笔乱写。我在给《观察》写的《拟J.玛萨里克遗书》里，曾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境。有一天我将重新回忆那段混沌的日子。

　　家庭发生悲剧后，我就更像匹尾巴绑了火把的野兽，横冲直撞起来。幸而那时杨刚从美国赶了回来。我终于还是冷静了下来，摆脱了羁绊，投奔了香港进步文化界。在我痛苦时，巴金给过我慰藉；在我迷茫时，他曾鼓励我重新找到航道。

　　这些年来，我时常闭上眼睛像逛画廊似的回忆一生所接触过的熟人，真是感触万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深深地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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