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贤治（广东学者）
我对巴金是怀有敬意的。他是一个富有良知，富有道德感、责任感，富有人类美好感情的作家，具有老一辈作家的那种修养和良知，而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不大讲究这些。这种修养，我指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而且包括道德、思想在内。巴金青年时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人类的、民族的自由解放的理想，他不像一般的作家，只是考虑所谓的文学，他的写作是超越文学的。因为他关注的是整个民族的改造，是人类的命运，所以他不在乎文体，并不讲究具体的修辞，他的风格也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坦白、率真的人生态度的自然体现。巴金年轻的时候能写出那样优秀的作品，正是在于他思想的开阔、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幸福的追求。
毋庸讳言，在他善良、真诚的性格中也有相对怯弱的成分。他年青的时候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到后来他慢慢地丧失了，他变得不那么勇敢了。中年以后，他被纳入体制之内，于是表现出来的那种保存自己的方面不免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才会有后来他的《随想录》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忏悔。他的反思我觉得是真诚的，勇敢的，然而是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同意人们给予《随想录》这么高的评价。
《随想录》表现了一个老作家的良知，但是他在理性认识上，我觉得没有达到他理应达到的深刻。在反思“十年浩劫”的时候，他没有触到造成整个民族性灾难的根本性原因，并予以深入发掘。在他的文字中，夹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缺乏自己的独立话语。我们理应向他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
当然，巴金的反思比较早———比较早地反思了自己和民族的灾难，而且即使是这种不够彻底的反思，当时也有一些文字不能发表，而且在当时，被称为“左”的思想路线仍然有很大市场，甚至控制着局面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对一个作家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但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一点。因为，这正是巴金留下的空白，亟待我们继续作出修正和填补的地方。在《随想录》中，巴金勇于自我解剖，的确是他比其他作家可贵的地方。我们的作家总是强调批判社会、批判别人，唯独不批判自己。巴金可贵的地方就是能从理性和情感的方面，对自己做出反省，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和《随想录》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一个作家良知的表现，也是历史理性的表现。他执着于民族的苦难的记忆，这点非常难得。对于这段中华民族的黑暗历史，现在的作家没有几个像巴金这样刻骨铭心。他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正是要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记忆，他要以自己的写作为我们的苦难作证———因为记住是不断深入反思的基矗
但是巴金没有后续的行动，所谓没有后续的行动就是该沉默的时候他没能保持沉默。而且，他的反思在《随想录》那里停顿下来了，此后的写作没有进一步深入和发挥，没有提供新的思想要素。巴金后来是一种仪式化的存在，我觉得是很遗憾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觉得巴金作为整个中国作家的代表，中国作协的主席，这个象征性身份一直保持到现在，他没有做出更多的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然，他身不由己。
回顾巴金一生，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存在，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年轻的思想战士，真理的追求者，为人类幸福而写作者，成为一个纯作家、一个一度跟风的作家、一个理应保持沉默未能保持沉默的作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无法保持沉默的人，这一点我深表遗憾。我认为对巴老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挖掘他个人身上的悲剧性———他的《随想录》也清楚地记录了这个悲剧。因此对他的纪念应该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其实，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每前进一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都是向青年时代返回一步。“文革”结束之后，他努力一步步地找回自己。
巴金作为一个善良的、真诚的、富有良知的作家，也是反映我们道德存在的一面镜子。作家应该讲道德，而现在有把道德放逐的倾向。所谓道德，就是追求社会的自由、民主、公正、公平，追求人类的幸福；道德意涵了善良、真诚、热情、同情心、社会责任感。这是作为作家的起码的道德，也是最高的道德。巴金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他永远把道德良知置于文学之上。纪念巴金，最急迫也是最切近的一点，就是努力恢复我们的文学的良知，民族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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