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快乐”关照中国

　　用“快乐”关照中国

　　在对主要痛苦源统计上，城市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健康、工作、收入、人际关系、缺乏闲暇；农村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收入、健康、工作、人际关系、孤单。

　　撰稿／陈统奎 刘 劭

　　华人经济学家中，两位著名学者一直在探寻经济增长与快乐之间的最佳配置。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他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另一位是浙江财经大学的陈惠雄教授，他是国内第一位以“快乐”为核心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者，一直在探求国民经济发展与人们谋求幸福生活之间的路径。

　　1988年陈惠雄出版《快乐论》的时候，迎来许多“说东说西”的批评，很少有人理解他的人本经济学思想，那个年代的经济学研究，“人”还是一个禁区。即使耕耘多年，陈教授的人本经济学思想都没有进入主流话语系统，直到200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研究的美国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人们才惊醒过来，开始讨论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之间的议题——什么样的增长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什么样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这样的评价体系也被引入经济学研究。陈惠雄又是一个领跑者。从2003年9月到2005年9月，历时2年，陈教授完成了《浙江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得出了浙江样本的“国民快乐指数”，这些数字成为解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关系的科学工具。

　　10月14日，陈惠雄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新民周刊：您的调查显示，在快乐指数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人员的快乐指数最高。这是否说明这部分人是27年改革最大的收益群体？

　　陈惠雄：在快乐指数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人员的快乐指数最高，为0.72，快乐指数最低的为退休、下岗人员，仅为0.63，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近10个百分点。确实可以说，这些年的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人员是最大的收益群体。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官员们对填表是认真对待的，非常乐意接受这样一项“快乐指数”的调查。

　　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如此门庭若市，如此热闹，就是一个不很正常的现象。在日本，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并不热衷考公务员，只有当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10年”的缓慢发展期，人们基于公务员收入的稳定才乐意当公务员。但是，在我们中国，公务员薪水高，福利也好，与其他职业相比，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应该切实提高普通劳工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水平，增加收入满意度与工作激励，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新民周刊：调查显示，一些浙江居民认为工作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多于快乐，这说明什么问题？

　　陈惠雄：这说明目前的工作激励比较缺乏，闲暇较少，显示了职业竞争较大的现实情况。接近五分之一的城乡居民认为工作压力成为其第一痛苦源，因此，改善工作环境，减少职业环境对于人们生活的胁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目前人们的工作普遍比较紧张，竞争压力大。在就业难的大背景下，人们缺少稳定感，时刻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此外，工作本身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快乐，于是人们渴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度假，对闲暇的需求非常强烈。现在，我们的普通劳动者，要花比老一辈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才能换取相对稳定的工作，但并不一定获得相应的幸福和快乐，甚至相应的生活品质。因为过度劳累，人们付出了相当的健康成本。人们成为发展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不停运转，他们怎么快乐得起来？

　　新民周刊：“缺乏闲暇给城市居民所带来痛苦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居民。”我们城市的居民比农村居民繁忙吗？他们有黄金周，他们手中掌握更多的财富，他们比农村居民更有财力周游世界，为什么他们还不快乐？

　　陈惠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快乐，这是我们的实证调查得出的结果。中国社会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

　　不过，城市居民因为缺少闲暇时间感到痛苦远高于农村居民，这是我们调查的结果。这表明，城市居民对闲暇的需求多于农村居民，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还在为经济收入而奔忙，还不具备需求闲暇的条件。而城市居民在较小的经济压力状况下，继而转向对闲暇的需求。这种需求层次的提升表明我们的城市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而农村对闲暇的需求不足也反映了农村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同。

　　事实上，闲暇也是一种消费。人类为了一种消费(支持生命体存在的物质消费)而牺牲另一种消费(闲暇)，是人类生活本身发展的一对深刻矛盾。一些经济社会学家以为人类具有喜好劳动的基因，这是错误的。闲暇是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人的生命的价值在于寻找快乐，大多数情况下，闲暇可以带给人们很多快乐的机会。

　　新民周刊：“尽管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由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城乡居民苦乐体验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写出这样的调查结论，您的心情沉重吗？

　　陈惠雄：写出这样的报告我心情很沉重。在对主要痛苦源统计上，城市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健康、工作、收入、人际关系、缺乏闲暇；农村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收入、健康、工作、人际关系、孤单。这表明，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还有很大比例人口依然为收入不足而痛苦，而农村居民的比重明显高于城市居民。浙江农村居民在中国收入水平处于“首富”的地位，他们依然这么强烈地感受到城乡差距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

　　关于贫富差距问题，历史是值得记忆的。目前的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5，财富上形成了锥型结构。

　　如何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等途径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仍然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现实任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因而收入的边际快乐效用较高，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可以给更多的农村居民带来快乐感。

　　新民周刊：您认为经济增长和国民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惠雄：国际上一般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下，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成正比。5000美元以上，则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就相当弱了。比如美国近50年来快乐指数就一直没有什么增长。单纯依靠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更加快乐，这时候就需要黄有光教授的增加公共支出理论了，政府通过加大对公众健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等等公共性开支，来改善人们周围的环境卫生、公共福利，从而达到提升国民快乐的目的。

　　新民周刊：27年的改革，已经让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也许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富起来，以及富起来的人要追求什么。

　　陈惠雄：现代人的贫穷概念部分地来于心理，来之于比较收益与比较财富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财富的总效用就越小，低收入阶层感受的心理痛苦就越多。由于人类是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穷人过于窘迫的经济状况，无论对富人、穷人都没有好处。因此，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在我看来，就是要让财富分配更公平地惠及绝大多数的国民。目前，有一些人动辄以抵制平均分配为借口，对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指手画脚，实质上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托辞。如果任由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降低国民财富的总效用，而且富有阶层的财富安全性同样会受到威胁，富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要支付更多的成本，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家需要通过再分配把一部分收入转移支付给穷人，将使穷人减少因不能与富人同享欢乐而承受的心理痛苦，使富人减少麻烦并增加安全，使国家降低管理成本、增加社会稳定、获得公正性的声誉。

　　富起来的人追求什么？追求快乐。如何追求？利他。先富起来的人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可以为工人增加工资，可以通过参与慈善事业来回馈社会。一些人仇富心理强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富人阶层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富人应该明白帮助别人可以收获别人的尊敬和收获快乐这样一个道理，而不是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来增加别人的痛苦。

　　新民周刊：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经济学家于是提出“快乐经济学”的概念，那么“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期许是什么？

　　陈惠雄：提出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这一科学观点，并把这一具有哲学终极善意义的目标引入经济学，作为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核心价值的基础，并使得国家也能够从立法和道德的高度来确立经济发展的最大多数人的快乐目标，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事情。道德、立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均必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这是英国经济伦理学家边沁和穆勒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最大多数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喜悦。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与最终意义只在于使人类获得更加健康快乐的生活，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以牺牲多数国民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不断增加国民的痛苦，让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一个受累增加的环境中，而是要追求不断增加的国民快乐总值。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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