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首富龚如心案:谁破解世纪遗产案中的字里乾坤

　　400亿港币遗产，2份遗嘱，8年诉讼……

　　发生在香港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与其公公王廷歆之间、对于龚夫王德辉的遗产争夺，因此被称为“世纪遗产争夺案” 。

　　在经历了多轮败诉之后，龚如心最终胜诉。她反败为胜的关键，在于法院无法确认对

其所持遗嘱为“伪造”的指控。这其中除了一位证人的关键证言之外，还包括了以中国刑警学院教授贾玉文为首三位内地鉴定专家对龚如心丈夫王德辉遗嘱签名真伪的鉴定。

　　□本报记者朱红军

　　“贾教授不是枪手，不是被雇佣的，……他依靠的是专业的知识。”

　　“他们是诚实的，原审法官对于鉴定专家的攻击是非常危险的……”

　　2005年9月27日，沈阳近郊的中国刑警学院，70岁的贾玉文以近乎昂扬的语调朗读着上述话语。这些出自龚如心遗产争夺案终审法庭上的寥寥对白，被他小心地一一摘录下来。

　　四年前，身为文检学教授的他受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之邀，共同承担龚如心一案的遗嘱签名鉴定任务，随后作为专家证人，只身接受香港法庭为期37天的聆讯。不料，龚如心一审败诉后，原审法官竟公然斥其为“被告收买的火力很强的枪手”，并指责其鉴定结论“荒谬、愚蠢”，一时舆论哗然。

　　2001年至2005年，是龚如心案历经两轮败诉，最终反败为胜的戏剧性的四年，也是被誉为“铁三角”的内地鉴定专家——贾玉文、徐立根、詹楚材为自己的清白苦苦坚守的四年。

　　一场遗产争夺案的胜负，在豪门恩怨之外，对于贾玉文，对于曾经的“铁三角”，甚至对于中文鉴定界，正被赋予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书呆子，顶真的人”

　　9月16日，当龚如心最终胜诉的消息第一时间传至中国刑警学院时，贾玉文老人正伏于案头，透过放大镜察看着案头的笔迹。然后按时下班，锁门，回家。

　　四年前此案一审败诉所引发的喧哗、争议仿佛已被悄然忘却。贾玉文——这位中国文检界的泰斗人物，在四年的坚忍与沉默后，终于等来了一份“意外的胜利”。

　　为了这一天，他渴望了太久，也承受了太多的代价和难以言说的苦痛。一个月前，贾玉文的妻子在上海出差，还能听到同行对丈夫的指摘，“不负责任地为当事人提供结论。”更有怀疑其为龚案鉴定是经济利益作祟。对于这位国内最早从事文件检验工作，生平办案三千多宗无一失手的老人而言，非议无异耻辱。

　　9月28日晚，贾玉文教授70岁生日宴会上，面对旧日的同事、朋友、学生，老伴感慨万千，这场遗产争夺案背后的压力与“文革”时受审查下放的遭遇被相提并论。在老伴情之所至几欲落泪时，贾玉文却静坐一旁，默不作声，他曾自嘲自己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书呆子，顶真的人”，但在生日宴会即将曲终人散时，却出人意料地提议和老伴喝交杯酒，旁边的同事悄声对记者说，“贾老喝多了，看来是真高兴。”

　　1956年，贾玉文从司法部

　　那时，贾玉文不得不面临着一次次真理与良心的考量。一幅天安门上画着太阳的图画，被揪了出来，画中的太阳因为笔画模糊硬是被“理解”成乌龟，这便上纲上线成了攻击性的政治行为。当所有的怀疑指向同事时，年轻的贾玉文以科学的样本分析对照图，公开在批判会上与专案组据理力争。

　　这应该是1968年的事，当时他33岁。

　　坚持己见最终没能保护无辜，却使自己被下放至内蒙古山区。“那个年代，一切只凭一句话，鉴定检验有什么用。”

　　30多年后，古稀之年的贾玉文又一次做出了另一份被视为“异类”的鉴定，在最终被采信之前，他再一次感觉心灰意冷，并被深深伤害。这便是龚如心遗产争夺案。

　　“铁三角来者不善”

　　2000年8月，贾玉文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徐立根教授的邀请。已年逾80的徐立根最早介入龚如心案——龚如心辩护律师团通过广东高等法院以及广东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委托其鉴定世纪遗嘱上王德辉的签名真伪。

　　徐立根教授坦言，“鉴定本身并不复杂，技术难度也不高”，但出于赴港办案的审慎，他还是提议让贾玉文教授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研究员詹楚材加盟。

　　这三位国内文检界首屈一指的权威专家，2000年底为查验签名原件，甫一登陆香港，即被港台媒体誉为“铁三角 ”，称其“来者不善”。

　　“当时连龚如心是谁都不知道，更无从知晓案子的复杂程度。”詹楚材事后回忆说。“铁三角”自然更无法预料，为了一个本应平常的结论，他们此后、要承受多么沉重的负担。

　　彼时，香港媒体正沉浸于对遗产争夺案的报道热潮中。随着当事双方的互揭隐私，案件正演化成一场豪门金钱、性与丑闻的名利场。龚本人被渲染为图谋万贯家产的不良儿媳，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不利于这个扎着羊角辫的六旬女子。

　　逆舆论大势而动，很自然地勾起媒体对于背后目的的轮番追问，“铁三角”一度被媒体堵截在香港街头，而他们选择的回敬方式是“清者自清”。10月14日，满头华发的徐立根教授在北京近郊的家里接待了本报记者，在胜负未决的四年里，他一度回避谈论此案，“当时压力再大，争议再多，我们都不想计较，是骡子是马，拉出来一遛便知。”

　　“真理尚且不辩自明，何况还要辩论？”贾玉文说。此时，“铁三角”仿佛是胜负了然在胸。

　　世纪争产案一审聆讯时间长达173天，创香港法院审理期限的记录，其间仅签名真伪的辩论即有37天之多。这37 天里，“铁三角”始终同声相应，贾玉文在庭前慷慨陈辞，徐立根和詹楚材则静坐其身边，不时以微笑和颔首为其撑腰。“以庭上的表现，没人相信我还是第一次出庭作证。”虽然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但贾教授对这37天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

　　为彻底说服法官，三位鉴定专家考虑了一切细节，巨细不漏地阐释样本签名与遗嘱签名的异同，从中文笔迹特有的运力轨迹、压力变化、曲线流动等方面论证签名为真的结论。为顺应法官的理解习惯，贾教授甚至在出庭之前，临时对鉴定的图片和材料重新编排、修正。

　　如今这些材料被装订成册，置于中国刑警学院的办公室里，“堆起来不少于两米”，贾玉文用手比划着，而这些还仅是所有证据材料中的一部分。

　　整个一审，“铁三角”总计在香港逗留八个月时间，来往香港、内地之间数十趟。

　　“一件原本普通的鉴定，因为外在的舆论压力和试图为内地专家正名的心态，逼迫着自己无限制地投入精力和体力，不容有失。”贾玉文如此解释当年的办案动机。

　　“这种大案，多少年才能遇到一次，技术出身的人向来喜欢迎接挑战，最后征服挑战。”詹楚材研究员说。

　　2002年暑假，“铁三角”回到内地，静候判决佳音。这年秋天，贾教授应校方的要求，亦开始向学校里未来的警官们讲解着庭审期间的惊心动魄，胜利似是指日可待。

　　“铁三角”为荣誉而战

　　三个月后传来了一审败诉的消息，在一审判决词中，一审法官更是以“被人所雇佣的火枪手”，公然质疑“铁三角” 的工作动机。

　　徐立根的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他至今仍记得一审结束时，法官对他们颔首致意的表情和感谢的话语，“缘何前后反差如此之大？”

　　诋毁和议论铺天而来，2005年10月17日，詹楚材在电话中旧事重提，他试图以胜负平常事的心态调整自己， “老家伙了，没什么需要顾虑的”。但言及痛处，仍不免唏嘘，连称不堪回首，“高兴的，惋惜的，讽刺的，挖苦的，社会百态全现形了。”

　　而徐立根教授当时连夜赶写了万言驳斥信，表达对判决的不满。

　　贾玉文教授则用沉默面对这些压力，当时甚至有人以他不懂英语而质疑他参与国际大案的能力，明显的特征是，之后他几乎再不愿接受来自香港的鉴定邀请，“没有公正的法官，鉴定出真伪又有何用？”这样的心情，如贾妻所言，只有特殊年代遭受特殊待遇时才有过。

　　2003年9月，龚如心向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提起上诉。一审出庭后，虽然龚方代理大律师几经变化，但“铁三角” 的鉴定结论却一直被赋予高度信任。2003年，贾玉文教授再度赴港，就笔迹鉴定方面的上诉意见提供支持，他明确向龚方律师表达坚信结论的信心，“此时更多的已是为了个人和组合的荣誉而战，”贾玉文事后对本报记者说，“如果就此放弃，终审败诉，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004年6月，上诉庭以2比1裁定龚败诉，但“这个弱势的‘1’重燃了我们的希望。”贾玉文说。徐立根和詹楚材虽没亲身赴港，但他们也隐约感觉到了胜利的曙光。徐立根教授致电龚如心，鼓励其重塑信心再战。

　　2005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开庭，法官团罕见地由两名常任法官及三名非常任法官组成。在经过两轮聆讯后，5名法官作出一致裁决，龚如心所持遗嘱为其丈夫王德辉最终遗嘱。

　　虽然终审法官并没有在判决词中明确肯定内地专家的结论，对于“铁三角”而言，多少留有遗憾，但最终确认遗嘱为真已从事实上承认签名为真，“这是必然的逻辑，至少证明我们的鉴定没错。”徐立根教授说。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己见，感染了辩护团，增添了反败为胜的信心。”龚方的一位辩护律师如是评价。

　　整个聆讯期间，贾玉文专赴香港，每天在香港华懋集团的总部大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同步传来的庭审。

　　回到沈阳等待终审判决的日子里，他偶尔摊开终审聆讯笔录的摘录本，重温那些辩辞，“很难相信，如果终审败诉，我们的清白将只能靠这些只字片语来证明。”这是贾玉文教授至今都觉得后怕的假设。

　　对于一直被猜测的鉴定费用，徐立根教授首次公开释疑，“除去在香港作证逗留期间的招待费用，每个人的职务报酬就几万元，这还是整整四年的报酬。”与被披露的龚案律师动辄亿计的费用，这委实微不足道。“我们不为钱做事，只为科学的结论服务。”他语气坚定地说。

　　内地文检界赢得尊严

　　世纪争产案中，几乎所有胜负的关键全都系于几张遗嘱签名的真伪上，而龚如心的公公为此巨资聘请了美国笔迹专家 Lesnevich，此人并不讳言他对中文的陌生，甚至并不知道何为隶书。

　　国外、内地文检专家如此针锋相对地较量尚属首次。胜或败，至此似乎已不单单是三位内地专家之宠辱。在记者接触的诸多国内文检人士眼里，倘若输于一全然不懂中文的美国鉴定专家，这委实令内地文检界难堪。

　　“美国专家用的是机械比对的方法，过分依赖测量手段，杜绝正常的差异。中文签名不同于英文，它允许合乎常态的轨迹变化，笔画的运力亦有自己的规律，经验性很强。”徐立根教授在意的是，中外鉴定专家之所以判断迥异背后则是中外鉴定理论和方法上的区别。

　　而折磨贾玉文教授的压力也在此，“这样轰动的案子，将来势必会作为一案例范本存于历史，如果失败则永难磨灭，并可能影响今后汉字鉴定的理论规则和鉴定方法。”

　　龚如心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分两批共邀请11名专家审慎考察鉴定结果，所有的结果都证实，“铁三角 ”的鉴定有理可据、值得采纳。

　　2005年3月，应龚如心私人代表的邀请，内地知名法律专家学者专门召开研讨会。与会专家直言批评龚如心争夺遗产案原审法官对于铁三角“枪手”的论断，认为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言论，“是有失公允的偏见。”至此，因龚案牵扯进的内地鉴定和法学权威不下二十位。

　　“胜利或失败，已经事关内地文检界和法学界的尊严和勇气。”中国刑警学院文检系主任康殿文如是感叹。

　　谁在扭转小小遗嘱的字里乾坤，谁也在牵扯着内地文检界的尊严！

　　(邓斌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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