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巴老去世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人员为纪念巴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把“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改名为“巴金基金会”；二是设立“巴金文学奖”。据悉，巴金女儿李小林对前者没有表态，但对“巴金文学奖”明确表示反对。李小林说:一方面巴老生前为人非常低调，不喜欢如此张扬；另一方面巴金清醒时就表达过，国内文学奖项已经有点太多。
从巴金个人而言，他是用低调来维持一种清洁的名声。巴金先生曾说，“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不要用我的名字”。显然，巴金晚年虽已深居简出，但仍然对当下文化界有精准的洞察力，而且看透了这个生态圈。目前，中国以各种名目设立的文学奖已不少，但读者对许多获奖作品并不认账；甚至有的文学奖每届设三四十个获奖者。不客气地说，那基本上就是小半个文坛的派对和狂欢了。如果文学奖理所当然地被文坛视为小圈子的嘉年华，那么，他们又是以什么理由，每次仅仅为颁发这么一两个“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奖”，就砸三四百万在颁奖礼上呢？
而另一方面，每一位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三级作家的评判标准，都与相应等级的文学奖项挂钩；粗鲁地说，就是得什么奖，拿什么工资，享受什么待遇。在这种经济与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假如哪天有人扛着一麻袋钱去打点文学奖各评委，也不是什么一千零一夜了。
有人戏言，当今文坛分为两派:一类是畅销书作家，只为市场服务；一类是获奖专业户，专门面对评委写作。的确，如果作家把写作变成了一场新概念作文大赛，狠狠下工夫钻研文学奖的口味和需求，未必不能投其所好。可是，那样的写作既远离读者和社会，又与自我和内心无关，实在让人不敢奢望它在披肩之下藏着什么样的灵魂。与此同时，围绕文学奖衍生的，已不是文学批评家了，而是文学表扬家，为一些关系户的二三流作品立言。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奖要褒扬的是什么？能奖励的又是什么？
不是要否认文学奖。实际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文学奖保持了很高的水准，享有极高的威望，人们对这些文学奖的评选充满信任和期待。我们年年等待着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希望这个大奖能给平庸的文坛、无聊的生活、没精打采的心灵来一剂甜蜜的刺激。可是，评奖却不是一个甜蜜的事件。今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克努茨·安隆德教授在《瑞典日报》上撰文，就因为对耶利内克去年获诺奖不满而宣布退出瑞典文学院——评选诺贝尔奖的，都是一群有坚持、有操守的人，他们坚持了一百余年，还在坚持。即便如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也年年有质疑，像今年的诺奖刚刚颁给了荒诞戏剧的超级大师哈罗德·品特，还照样有人说是在搞平衡。他们享受关注，也头顶巨大压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少部分评奖就会变成一场其乐融融、宾主尽欢的分猪肉大会？为什么大众对国内少部分文学奖的期望会一年一年地被消解掉？其实，如果文学奖评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一步上升的话，国内未必需要那么多的奖项。真正的文学奖，它就应当是一种荣誉、一种勋章，而不应是某一行业里的资格证书。可惜，有些人恰恰搞反了。
还是回到巴金。李小林坚拒文学奖打着巴金的招牌，显然继承了巴老的遗风。巴金说过:“我写作的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巴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后，用了8年时间撰写了42万字的《随想录》，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安德烈·纪德曾经说过:“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如果巴金的去世，能令文坛反思当下浮躁的文风，那就是巴老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只是，我们的文坛，还有这种自省和自我净化的能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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