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旺达国际法庭庆祝联合国日

　　在卢旺达国际法庭庆祝联合国日

　　文/凌岩

　　本文背景：联合国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惨遭战祸之苦的人们渴望和平与安宁，急切希望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来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隆重召开，经过两个月的谈判讨论，终于在6月25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即日，五十个国家的一百五十三名全权代表在宪章上签了字。6月26日，制宪会议正式落下了帷幕。这一天就被联合国定为“宪章日”。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经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以及其他签字国的过半数批准，于该日起生效。至此，联合国宣告正式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日”。

　　我是1998年9月到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联合国卢旺达国际法庭任职的，该法庭是为了审判那些在1994年在卢旺达境内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的责任者而设立的。那场人为的灾难使80万人在短短的100天内命丧黄泉。

　　我去的时候，法庭刚刚宣布自1948年《灭绝种族罪公约》签订50周年后的有关灭绝种族罪的第一个国际判决。由于法庭才起步不久，只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一部分在卢旺达调查案件。后来，法庭发展到900人左右，工作人员来自大约90个国家。周围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国的同事当然不稀奇，但能有机会与来自特利尼达和多巴哥、几内亚比绍、贝宁、马耳他和尼泊尔的人共事，与圣基特籍、斯里兰卡籍和莱索托籍的法官一起工作，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

　　在联合国的机构中，各个国家的庆典和节日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为联合国工作，“联合国日”成为法庭庆祝的一个最重要的节日。我在法庭工作时前后庆祝了六个“联合国日”，现在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

　　体育比赛庆祝“联合国日”

　　每年法庭都要组织一些活动来庆祝联合国日。但是，庆祝活动很少利用上班时间。

　　在联合国日之前的一两周的周末，法庭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有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高尔夫和飞镖等比赛。我最拿手的是乒乓球，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曾在北京先农坛青少年业余体校训练过，师从当时的乒坛名将王传耀的夫人。在北京除参加团体赛取得过名次外，个人没拿过什么名次，算不上好手。但在远离祖国的非洲，在法庭里，我就成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2000年10月，法庭组织了第一次乒乓球比赛，我把法庭的娘子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举夺冠。2001年，我再次轻而易举地把金牌夺到手后，心里萌生了不满足感。2002年，我脱下旗袍换战袍，参加了法庭男子乒乓球比赛，并且巾帼不让须眉，连连得手，杀进决赛圈，可惜最后败在了冠军手下，屈居亚军。在发奖大会上，司仪介绍说：“她打败了男人!”全场掌声雷动，我感到比拿到女子冠军更风光。

　　纪念日高扬联合国旗帜

　　每年在联合国日的上午，法庭都要组织联合国旗的升旗仪式。

　　联合国旗是天蓝的底色，上面是白色的麦穗环抱着拥有五洲四海的地球。升旗之前，身穿上为天蓝色下为浅灰色联合国警服的法庭保安人员，在当地鼓乐队吹奏的雄壮乐曲声中，列队绕着法庭门前不大的停车场正步行进一圈，接受法庭庭长和书记官长的检阅。然后由两名保安人员手捧联合国旗在另外几名保安人员的护卫下走向旗杆。其中一名保安人员将联合国旗挂上绳索，另一名扯动绳索，当旗帜升到一人多高时，那位手持旗帜的保安将旗一扬，那面旗帜便迎风展开，哗哗地飘上旗杆的顶端。看到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我心里充满了为联合国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有时，纪念会就在露天的停车场召开。升旗仪式完毕后，全体工作人员就座。纪念会开始，由法庭的工会负责人主持，法庭的庭长、书记官长、检察官办公室的负责人、工会主席以及应邀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东道国政府代表讲话。他们除了讲一些法庭的成就外，有时也谈到一些风趣的事。一次，检察官办公室的负责人弗莱明，一位资深的澳大利亚籍的控方出庭律师谈到庭长卡马·卡马是塞内加尔人，说法语，见到弗莱明就对他说：“你应该会说法语，我应该会说英语。” 的确，语言问题是个大问题，常会影响法庭的审判进程。

　　法庭的工作用语是英语和法语，法庭的审判程序使用的是英美法的对抗辩论制，检察官方面的出庭律师大多来自英美法系国家，他们精通英语，却不一定通晓法语。法庭的被告大多是卢旺达的上层领导人物，卢旺达过去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官方语言为法语，很多上层人物还曾在法国和比利时留过学，他们及他们的律师大多说法语。如果双方不能使用法庭的两种工作语言文字，当诉讼一方提交一个动议后，诉讼另一方须等候得到其所能使用语言的翻译文本才能对对方的动议做出应答。审判庭曾多次为诉讼双方延长时间，以便其有时间在得到翻译文本后再作答复。这样就拖延了审判的进程。因此，卡马庭长经常号召法庭说英语的工作人员也学说法语。

　　有一次，我在走廊上遇到了卡马庭长，用英语向他问候，他马上要求说：“说法语！”于是我改用在法庭业余法语学习班上学到的法语向他问好，他听了非常高兴。弗莱明还提到，他在法庭上看到卡马法官在桌下脱掉皮鞋放松两脚的事。卡马庭长的脚踝曾骨折，但带着石膏上班工作。弗莱明的话让大家更了解了法官们的辛劳和他们人性的一面。

　　向当地居民宣传法庭

　　在联合国日这一天，法庭常向坦桑尼亚当地居民开放，当地的居民和学生会应邀有组织地到法庭参观。

　　法庭的各个部门，包括检察官办公室、分庭，以及书记官处的代表为前来法庭参观的人讲解有关法庭的基本知识。在法庭办公楼的大厅里放映关于法庭的建立和审判，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国际高层人物访问法庭时的录像，还有很多照片挂在走廊里展览。法庭还为孩子们分发食品，有时还请当地的杂技团来为孩子们表演。教育当地的人民灭绝种族的行为是国际犯罪，要受法律的审判和制裁极为重要，特别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今后国家的主人，要杜绝在卢旺达发生的惨剧在非洲重演，光靠司法审判那些罪犯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什么事绝对不能做。

　　有一年在联合国日之前，法庭邀请当地中小学校的学生进行绘画比赛，主题是他们眼中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孩子们画得很好，对卢旺达大屠杀和法庭的工作有深刻理解。画得好的孩子得到了奖品，得奖的画连续几年在联合国日那天在法庭办公楼的大厅里展出。

　　庆祝晚会热闹非常

　　在联合国日那一周的周末晚上，法庭都组织盛大的晚会，工作人员几乎人人都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装。

　　黑人的民族服装绚丽多彩。西非国家的民族服装不论男女大多是宽松的，他们称它为“卜卜”。男性将其长袍的宽袖子搭在肩上，并不时把滑下的衣袖再拖上肩膀。东非女子的民族服装则有腰身，双肩隆起，大多数女子的头上还缠着与衣裙同色的花布，感觉挺热，但非常好看。整个场面简直像个国际服装展览会。

　　有一年，有人建议把各国的音乐收集在一起，在庆祝联合国日的晚会上播放。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自告奋勇担负起编辑录制工作。法庭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配合，拿来了家里珍藏的音乐磁盘。我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翻制了八盘录音带。我很喜欢南美、苏格兰和缅甸的音乐。

　　在联合国日的庆祝晚会上，工作人员分国家或地区进到会场中心，在该国或该地区的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有一个坦桑尼亚的舞曲最受欢迎，当它响起时，所有人都跑到场中央，一人搭着另一人的后肩，排起了一条长龙跳起来，庆典因此达到高潮。

　　晚会的另一个节目是为纪念联合国日举行的运动会的优胜者颁奖。我的第一个奖是由瑞士籍的身兼前南斯拉夫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两法庭的女检察官戴尔蒡缇为我颁发的，后来书记官长塞内加尔人迪安和副书记官长马拉维人蒙路也分别为我颁过奖。有时也同时表彰法庭的优秀工作者。

　　在欢乐时刻，法庭也没有忘记那些为联合国的正义事业捐躯的人。2002年，在联合国日的纪念会上，一块纪念铜牌揭幕。这块铜牌是法庭的工会捐赠制作的，安放在法庭办公楼的入口处。2004年4月7日法庭纪念卢旺达大屠杀十周年时，又制作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刻有法庭在正式运转的8年中失去的26位同事。为了这一正义事业，在和平时期也会付出鲜血甚至生命。

　　晚会然后转入晚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晚宴就设在法庭的露天停车场内。法庭的工作人员分国家或地区，自由结合，带来各国风味的自制拿手好菜，分别摆放在非洲、欧洲、美洲和亚洲加大洋洲四个棚里，这简直是个国际食品大排挡。每次我都要尽可能更多地品尝各种食品。我很喜欢法国人做的一道菜，用料简单，制作也不太费功夫，就是把土豆擦成片和切碎的奶酪拌在一起上烤箱烘烤，奶酪遇热融化，全部吸入土豆里去，味道好极了。我的贝宁同事做的香蕉片也很好吃。回国后看到超市里也有卖香蕉片的，我就买了一包，想找回那久违的令我流口水的香蕉片味，可惜未能如愿。大家都喜欢我做的炸馄饨，馄饨里一定要放些五香粉。一锅馄饨转瞬间就被一抢而空。我做的春卷也非常受欢迎。中国饭菜好吃，就是做起来太麻烦。

　　晚宴后就跳舞。非洲的音乐夹杂着鼓声，节奏明快强烈，令你不由自主就想合着音乐摇摆身体。跳舞的人们都是即兴发挥，想怎么跳就怎么跳，有时甚至要跳到深夜，由于是周末，不用操心第二天是否要上班。

　　我们在卢旺达国际法庭就是这样庆祝联合国日的。

　　作者简介

　　凌岩，1983年获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1998年～2004年任职于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中国空间法学会理事、英文版的中国国际法学报编委。主要著作有：《跨世纪的海牙审判》、《国际法》、《国际公法案例评析》等，并在中外法学杂志上发表了约30篇文章。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0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