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卢旺达国际法庭

　　我在卢旺达国际法庭

　　文/凌岩

　　像李浩培和本文作者凌岩这样，父女两代人先后在国际法庭做法官和法律官员的情形，在我国只有一例。

　　卢旺达法庭：卢旺达是地处中非的不发达国家。境内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占总人口的99%。一战后，两个民族就纷争不断。1994年2月，随着两个政党的领导人被害，执政的胡图族开始对图西族和本民族反对党进行杀害。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等人乘坐的飞机坠毁，成为大屠杀的导火索。次日凌晨，总统卫队和军队开始屠杀图西族和支持两民族结盟的胡图族人。4月12日，屠杀升级。在100天内，50万至100万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被灭绝。

　　为了惩治大屠杀的罪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设立。

　　法庭所在地阿鲁沙

　　1998年9月，我赴卢旺达国际法庭所在地坦桑尼亚的北部小城阿鲁沙上任。

　　阿鲁沙很美丽，四周环绕着连绵起伏的丘岭，小河、溪水随处可见，有时还能见到小瀑布，虽然气势不那么磅礴，也够人咂舌赞美一番的。这里热带植物茂盛，且不说香蕉、木瓜、油梨、菠萝、椰子、

　　离阿鲁沙城50公里处是梅卢山。它有时云山雾罩，很有神秘感。天气晴朗时，山上的沟沟壑壑清晰得就像近在咫尺。还有的时候，大热天晚上下了场大雨，第二天，梅卢山竟戴上了白帽，让我们这些山下人也好一阵凉快。这山的顶上有个火山口，听说1953或1954年曾喷发过。再远些就是乞力马扎罗山。它总像个害羞的少女，蒙着一条面纱，不轻易露脸。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乘凉快出门在我住的“太迷”小山上散步，当我悠游地登上山顶，极目远眺时，忽然看见乞力马扎罗银装素裹的山顶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真美呀！我忘乎所以地跑回家，取出照相机又气喘吁吁返回山上，对准山峰，咔嚓咔嚓按下快门，并报告家人，今年回家你们就能欣赏乞力马扎罗的美景了！谁料照片冲洗出来，没特意照的都在照片上，惟独缺了乞力马扎罗的山峰，那白皑皑的山顶竟融化在夕阳的余辉里，一点影也没有留下！登乞力马扎罗更不易，登山要穿专门的登山鞋，上下一次要五六天！

　　在法庭的工作

　　我刚到时是在书记官长办公室做法律官员。当时法庭才运转了两年多，工作人员不太多，职能部门也不多。后来法庭因工作需要迅速扩大，工作人员曾达到900人。卢旺达国际法庭有三个机关：分庭、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

　　法庭有三个审判分庭，每个审判分庭由三名法官组成。还有一个由七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分庭，是与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共享的，法官由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共同选举产生。我国在前南斯拉夫刑庭的前后两位法官李浩培和王铁崖先生都是卢旺达国际法庭的上诉法官。

　　从法庭开始建立至2003年9月，卢旺达法庭和前南斯拉夫法庭共有一位检察官，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先后由南非、加拿大和瑞士人担任。后来，为了使两个法庭都可以有效和快速地完成它们的使命，安理会决定两个法庭均应有其独立的检察官。检察官办公室的法律官员主要负责进行刑事调查和制作起诉书，以及作为控方律师出庭诉讼。

　　卢旺达法庭的书记官长也是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并是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他是法庭的最高行政长官。书记官处分为两大部门，一个部门由副书记官长领导，负责法律方面的事务；另一个部门是行政部门，由一名行政主管领导负责后勤、采购、交通、保安和人事等工作。

　　我在法庭报道一个月后，正赶上第二分庭即将结束听讯第二个案件卡依希马和卢森达纳案，进入评议和起草判决书阶段。当时分庭三名法官只各有一名年轻的助手，需要更多的法律官员进行法律问题的研究，总结研究证人证言，参加判决起草工作。一份判决书就是四五百页，简直就是一部书。于是，我和另一名新上任的法律官员便被分派到分庭帮助起草判决书。这个工作需要特别细致，它关系到适用法律的正确性和对被告人的公正以及对受害人实现正义，因此半点也马虎不得。该判决于1999年5月宣布。后来，庭长卡马所在的第一分庭需要起草卢塔甘达和穆塞马案的判决书，书记官长又把我派去帮忙。1999年底和2000年初，两个判决宣判后，卡马庭长亲自写信给书记官长要求仍留我在分庭工作。这样，我在分庭一直帮忙到2000年夏天，书记官处成立法律事务部门，为书记官长和行政主管提供法律意见时，才把我撤回书记官处。

　　在书记官处，我还在法庭管理部门做了一年第一分庭的协调员，组织协调第一分庭的审判工作。国际审判远比国内审判复杂。法庭处理的案情都极为复杂，检察官调查起诉的目标集中在拥有较高职衔和地位以及在1994年卢旺达境内发生的大屠杀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身上，被告都曾经是政治领袖——包括前卢旺达临时政府总理和他的十几位部长、高级军官、省市长、媒体主管、著名商人和公众人物等。对这些灭绝种族的主谋进行审判，涉及大量文件，这些文件都必须提前翻译和发送到诉讼双方和法官手里，以便他们准备庭审。控方的证人大都在卢旺达境内，证人惧怕暴露身份会受到生命危险，因此要对他们进行保护。辩方的证人大都散布在世界各地，因此要按时接运证人到法庭作证是保证法庭正常运作的关键。法庭的工作语言是英、法两语，而证人常说基尼亚卢旺达语，因此在法庭上，证词要在英语、法语和基尼亚卢旺达语之间进行同声传译。被告律师都不是法庭的专职律师，他们住在世界各地，只在法庭开庭时才到阿鲁沙来。

　　我的工作担子重，责任大，要保证分庭的诉讼进行得万无一失，就要协调上述所有有关部门的工作。例如，与证人和被害人联系确保证人出庭；与拘留所联系，保证拘留所、被告人以及法警得知开庭时间地点，使被告人按时出庭；与律师管理部门联系，确认律师到达的时间和提前得到有关文件；与第一分庭的法官和检察官办公室的有关案件的律师组联系，确保法官、控方律师得到所有有关文件；还要与通信部门、房管部门和语言服务部门联系，确保开庭前审判室一切安排就序，音像录制人员和英、法、基尼亚卢旺达语的翻译到位。有关庭审的具体工作，有的是我手下的人员负责的，更多的是其他职能部门负责的，我负责协调和核实所有有关的工作有序和无误。那时，我有一本工作日志，把每天该干的事提前写在本上，以免忘记。还有一个准备庭审的工作单，列上所有需要准备和核实的环节，认真地核实每一部门的每一项工作。即使如此，责任心常使我处于紧张状态，有时睡到半夜还梦见忘记做某事而急醒。

　　最后一年，我被副书记官长要去帮助他协调在他主管下的六个法律部门的工作，直接与各部门的头头打交道。在这里两周开一次会，副书记官长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指示他们应如何做，我帮他检查布置下去的工作完成情况和督促他们完成。这样，我对法庭的三个审判分庭和一个上诉分庭的审判工作进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此外，每次法官开全体大会，我都作为书记官处的法律官员筹备、组织和参加全会，对于法庭每一条程序和证据规则为何修改都了如指掌。这6年在法庭的工作使我大开眼界，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刑事审判经验。

　　当然，6年的远离祖国和家庭，在感情上有很大损失。最使我遗憾的是，在我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能陪伴她。还有我的儿子，在我离家时他只有11岁，每年我们只能有短暂的时间探亲见面。去年我回来时，他已在读高中的最后一年。至今，我仍保留着他发给我的声音邮件，听他那稚嫩的童音逐渐变得沙哑，然后变成年轻小伙的嗓音。他得到那么多奖状，我却不能和他一起分享他每一个进步带来的快乐。熊掌和鱼难以兼得啊！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0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