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生存现状调查：孩子变成生活全部

　　户口至今还在农村

　　张女士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来编辑部的妇女。她拿着一堆整理得非常清晰的材料，一进门就说：“我是知青。”言语间很为自己曾经是知青的身份自豪。在采访中，她多次强调，知青就是知识青年，是有文化、有抱负的人。也许因为这种心理，她十分不愿意谈起自己具体的生活经历。

　　在张女士拿来的材料上处处都有“农婚知青”的字样，记者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她立刻就忿忿不平地说：“这是当地对我们的轻视，是侮辱性称呼。”接着开始抨击当地对他们的不公平，情绪十分激动。在记者一再表示下，她才不情愿地细细说起事情的经过。

　　原来，“农婚知青”就是留下来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他们的问题比返城知青要复杂得多，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张女士是浙江人。1969年12月，高中毕业的她被敲锣打鼓送到浙江某公社务农，当时她23岁。她回忆，“大卡车披着大红花，大家都觉得很光荣”。没想到大卡车驶向的是她人生的另一条路。

　　下乡期间张女士的父亲病故，家中只有继母。因为在上海的父亲是“文革”中被迫害死，所以她受到连累，“以为天不会亮了”，张女士只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出嫁时她已经年近30岁。

　　1977年，恢复高考。从村里的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距离考试只有十多天了。张女士是个要强的人，很希望能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于是马上开始准备。时间紧张，加上还要照顾才几个月大的孩子，高考失利。

　　尽管返城的政策出来了，规定25岁以下未婚的才能返城，可她这些条件都不具备。而且家里没亲人了，这里又有孩子和丈夫，就留下吧。“到现在我的户口还在当地。”

　　国家对不能返城知青做了安排，要求“就近安置”，有条件的到大型企业，没条件的到社办企业或知青厂去。这样，1979年张女士招工进了知青厂。之前她在村里当代课老师，但因为没有后台，一直无法转正成公办老师。

　　工厂是做电子元器件的，活比较轻松，工资二十多元，在当地农民看来，已经是笔巨款，何况又是国家的人，户口也成了城镇户口。那时候真是过得很满意，毕竟自己是知青，跟农民不同呀。

　　可安稳的日子不长，由于知青厂技术薄弱，经营得不好，三四年的工夫就做不下去了，纷纷关闭或转手。她所在的工厂承包给了个人，他们一批知青失业了。当时，他们已经四十多岁。

　　为了谋生，张女士与当地农民一起做了一段时间的副业，她说“都这么苦过来的”，心理上并没有多大落差。后来，张女士只身来到宁波，寄居在亲戚家里，四处找工作。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刚刚复苏，急需人才，她又是高中学历，在当时已经算高学历了。很快她成为一名会计。“在宁波算是开了眼，知道怎么做企业了”，一年后，带着学来的经验，她回到村里办了个玩具加工厂。勤奋加上她的知识，企业发展很快，成了拥有100多名员工的大厂。两三年的工夫就给家里盖起了小楼，让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她又替两名知青交了

　　经济上宽裕了，可她与丈夫的分歧也日趋白热化。尽管从前因为性格、生活习惯等产生的矛盾也存在，可凑合过日子还说得过去。但丈夫在经营上的“短视”让她再次正视一个事实：他们不是一类人。有钱后，张女士想把钱投入再生产，扩大生产规模，一来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二来也可以给渐渐长大的子女提供教育费用。可是丈夫有点钱就忘乎所以，吃喝玩乐。甚至在她到处推销产品之机把小姐带回家里。她无法忍受了，想到赶在丈夫把钱挥霍完之前抢救出来供孩子读书。于是，1993年她把企业卖掉，然后离开丈夫，只身到宁波陪两个孩子读书。

　　因为出身大城市，又受过多年的教育，她明白知识的重要。所以孩子一到上学年龄，她就把孩子送到宁波读书，毕竟教学质量比农村强多了。

　　供两个孩子读书，只靠积蓄当然不够。她又接连办了两次工厂，可因为市场竞争太激烈，都没能坚持下来。接着她又做过推销员、经纪人等。她说：“我做了最大努力，很辛苦。”

　　孩子们很争气，女儿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儿子也顺利地在邮电局找到工作。她再不用为经济发愁，可以安心养老了。这个时候，她与同样命运的伙伴们发现了自己的养老金中存在问题。

　　“我举个例子”，她说，“我们这里有一起下乡的两姐妹，工龄一样，可在我们这里的姐姐养老金比在别的县的妹妹少了两三百元，并且退休时间还比妹妹晚了五年。”而这个养老金，还是当地要求他们在2000年每人大概补交了将近两万元的养老保险费后才获得的，有些知青因为交不起，达到退休年龄也无法享受退休职工的待遇。2003年，当地政府又发文，让他们补缴十几年的医疗保险基金，约一万多元，靠养老金生活的知青们实在无力交纳了，至今也无法享受医疗保险。

　　“当地财政收入是全省第一，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斤斤计较，还不承认我们是职工，只承认是‘农婚知青’，这不是歧视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女士等“农婚知青”向当地劳动和保障局递交报告，请求纠正这一不符合职工社保政策的做法，但对方的答复让他们很不满意，没有解决问题。于是，他们起诉到法院。诉讼经历了几个回合，最后省高院以不在受理范围内驳回了他们的起诉。

　　为了改变这一败局，知青们四处奔波。张女士说：“我们不是图钱，是想争取公正的待遇，不能因为我们在农村成家了，就被区别对待。我们要为自己维权，真是很不容易。”说着，她的声音沙哑了，“如果不是有当时的‘运动’，我不会是这个命运。我的很多没下乡的同学现在位居高位，过得很好。上学时，我的成绩在班里可是名列前茅的。”

　　一直没成功的下海经历

　　如果说刘女士和张女士还在为生活奔波无暇回顾从前的话,黄先生则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些东西”、“想想过去”，因为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去工作了。

　　黄先生是1967年底，从北京去黑龙江兵团的，当时高三。1974年“没费什么劲”回到北京，因为当时北京调了大概3000名知青充实师资。黄先生被分到中学教书，“当时学校的混乱情况现在无法想象”，“学校的窗玻璃没一块是完整的”，所以一起回来的很多老师都无法适应，甚至得了病。黄先生说自己相对是个坚强、乐观的人，可是每天放学后静下来看报纸时“字乱晃、头晕”，他后来才知道那其实也是得了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所以1977年一恢复高考，黄先生立刻报名，可惜因为考生太多，尽管上了分数线也没能被录取。1978年，黄先生终于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当时他已经30岁了。为了追赶失去的青春，他日后做了种种努力。

　　毕业后他被分配在某大学教书，他很快发现学校派别斗争激烈，而且年龄大的原因要想在数学上有所建树很难。职称评不上去，加上个性的“不安分”，四年后，黄先生下海了。

　　下海后呆的第一个公司是一帮“投缘”的年轻人。一年后，因为“理念不合”，黄先生又投靠到某区政府，与区政府合作到海南做公司。1988年去的，1992年公司就结束了，“其实运做时间很短，后两年是我一人在那里善后，打官司”。公司工资发到1992年底，然后他的档案被放到人才交流中心。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他已经没正式单位了。

　　不久他把档案放到一个同学的厂里，想节省点存档费。等到想起来去看看时，却发现工厂已经早就不存在了，而同学也不知道去向。费了很大力气，找到那个同学，才知道同学在家里帮他保存档案。

　　从海南回来后，他“又挣扎了两年”，还是想去海南开公司，一直对那里念念不忘，可是都没能成行。

　　1994年，国家改革力度加大，“我很受鼓舞”，于是注册了一家私人公司，经营范围很广。尽管自己当了老板，可一个雇员都没有。成本低，所以黄先生也经营得很随意，“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等于完全没做起来”，他承认，原因是“自己有些想法太天真”。

　　期间，还有过几次经营尝试。与几个同学合开过商店、照相馆，或者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因为分配纠纷最后都不了了之。

　　黄先生自己总结：“我下海后的经营都不成功，太理想化了。”

　　因为这些不成功，黄先生后来很少做事，大部分时间是“在网上潇洒”，“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经历”。看的同时，他还做收集工作，然后“提供给想看的人”。他做得津津有味，并认为“很有价值”。

　　他说自己很幸运的是，尽管没去做事，但生存问题不用操心，“住房、孩子都没问题”，“降低生活水平还过得去”，并且再过三年就可以领养老金了。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些自己希望做的事。

　　他说也听说有的同学混得不好。一个同学在得肝炎后被单位买断工龄，给了一万多元“踢”出大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们这一代是步步都赶上了，现在为改革买单的都是这些人。”但是，他说自己不会像其他下岗的人那样愁眉苦脸，“比如知道养老金的事不可靠，可是个人不可能有改善的办法，所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记者采访后记：

　　采访中，我发现被采访者都拒绝对我谈起过去的经历，无论是人还是事。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和抗拒回忆的强度是成正比的。这些心理伤痕对他们今天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影响。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它特殊的方式造就了一代人。

　　从有关人士那里，记者还了解到，因为当年高干子弟下乡者颇众，他们代表的是一千六百万知青中后来能够“出人头地”的那一小部分人。然而，更多的老知青现在是在社会底层挣扎、为稻粱谋：由于文革失学，这些人学历较低，文化基础薄弱，从当初下乡吃苦到回城待业再到晚婚、晚育、找房子，几乎各种人生烦恼都遇上了，如今又遇到了下岗潮，按年龄层的划分，下岗者最多的应该正是当年的知青。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0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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