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院士许倬云：从政治制度探讨企业管理

　　几千年来，中国文官组织的成效得失，颇可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其轮廓，《从历史看管理》可谓是史学专业对管理学专业的他山之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诚报道 《从历史看管理》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内地出版的第三本从中国历史的政治制度探讨现代企业管理的书。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中国历史的政治制度存在怎样问题？从中国本土历史中究竟能为现代企业管理提炼出什么样的经

验教训？本报记者日前通过电话采访了人在台湾的许倬云先生。

　　企业与员工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是家族型企业，而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管理家族化的倾向都很浓，是否正因如此，现在的企业才有参考中国历史的必要？

　　许倬云：有一定参考价值。第一，中国的王朝都是家族；第二，世家大族都是家族。家族的传承稳定性都比较好，但是它的惰性比较高，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它一定衰弱。家族管理最大的缺陷就是亲情大于对一个人能力的公平评估。现在许多大的企业，尤其是台湾、香港和一部分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都有家族企业的现像。好处是在初创的时候，一家人可以一起合作起来拼出一个局面，但是下面紧接着就是兄弟争权，再紧接着就是没法获得真正的贤才往上走，再加上家族企业的封闭性，所以没有办法与外面有共同的奖惩制度来对待公司的职员，结果士气就低落了，台湾几个大的家族企业，到了第二第三代也就都有问题了。

　　反过来讲，美国的专业经理人来管理的企业，也因为他们可以见利忘义，很多管理人等于是用其权力谋求自己的最大利润，没有顾及到股东，因为美国的股权已经分散，小股东没法约束管理人，这是另外一个极端的弊病，这两个极端的弊病怎么处理是一个大麻烦。

　　问：因为现在中国劳动力数目庞大，这可能对国家吸引外资有利，但普通企业员工能通过什么自发组织来保障其在企业的权利？欧美的工会在这方面有多大作用？

　　答：现在国内有充沛劳动力变成国家发展的一个资本以后，劳工基本上没有得到适当保护，因为有太多的劳动力供应给企业，工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不公平的。我觉得国家应该发挥一些功能，给参加工作的劳动力一些基本上的福利照顾，比如医药、退休、起码的薪水。欧美的工会过去靠斗争取得其福利，现在的工会则非常势微，一方面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起来了，可以不经过公司而经过全国的福利制度照顾到每个人，工人不再需要斗争；另一方面，也因为像中国、印度这些有巨大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出现以后，工业转移到这些地方，美国的劳工发现自己没有工作可做，那这样他就无法谈条件了。所以美国和欧洲的工会的势微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中国不应当是纯粹以贱价甚至是无偿的劳力来换取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得到的成果应该是回馈给大众的，至少要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包括基本可以吃饱饭、生病有人照顾、老年可以有基本的生活，这三个要求不为过。

　　皇权与文官制度

　　问：中国的文官政治与韦伯所定义的官僚政治最大区别在哪？

　　答：区别在韦伯是纯粹从制度上、结构上来说，一个官僚是整个官僚制度的机器，这机器使任何人坐上了驾驶座都能开动这部汽车。中国的官僚制度从一开始形成，尤其是汉朝初期过了以后，中国的官僚制度是有一个儒家理想在内的，进入官僚制度经过儒家的训练，儒家的理念和中国的官僚制度是不可分的，理想上讲起来，每一个进入官僚制度的人都有一个目的，这目的就是在人间造成一个公平安乐的社会，这部机器不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机器，它自己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这种情况下，这机器和驾驶人之间就会有冲突，驾驶人就是皇权，皇帝使官宦都依附于皇权，皇权没有儒家的方向，而中国儒家文官制度自己定了方向，中国文官制度的很多忠臣大臣经常会以目的论来劝谏君主，于是君主运用皇权来打压他们。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皇帝和文官之间一定的紧张程度，但无庸讳言，大多数文官都是追求利禄，不是忠于自己受训练的理想，那么这种人一定会向皇权投降。但整体从理想上来看，中国文官里是有抵制皇权不合理权力使用的理想的，韦伯不讲意志不讲价值，只讲功能，而中国文官是有意志和价值的。

　　问：中国历史上一方面皇权缺乏有效的制衡；而另一方面，文官除了皇权制衡之外，只有一个儒家的理想来制约他们。两方面是不是都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答：这是中国皇权思想下的产品，皇权是没有人可以节制的，除了天命以外。皇权思想渗透到中国人思想里面，从企业到政治都这样，节制皇权的力量非常微弱。正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定期的选举来节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理论上西方大企业，每隔一两年也要召开董事会，董事会理论上是股东的代表，由董事会来决定看管理人员做得好不好，这个节制力量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民主。董事会集体对专业经理人有罢免和继续雇佣的权力，这种节制力量是中国自古皇权之下的文官也罢，家族之下的公司也罢都缺乏的东西。

　　儒家理念作为文官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皇权独大的情况下，它的精神力量吃了很大的亏，以至太多人牺牲了。把皇权的理念丢掉，换成民权就不一样。

　　理想状态是政策的方向由民意选择的政府来决定，但替政府服务的是一个理性的文官机器，有常任官和政务官的分野，像英国，他的政务官可以因为劳动党或保守党轮流执政，方向有所改变，但作为专业的文官机器，他们可以替政府执行政策，政府不能随便罢免或改变其身份，这两者互相制衡，使英国制度发挥得比较好。

　　问：在您看来，导致国家、企业衰亡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答：老化。第一，政权或公司系统里的一定成员，成员本身，如果第一代做得很好，但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的意志、力气都衰了，做得不怎么好，但由于他的威望在，他不肯放弃权力，那么这时，年轻人想接棒子，老少年开始冲突，一冲突，集合的力量就被削弱了，这是老化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第二，沉积在下面很多不应该继续存在的制度，应当跟着时间的变化有所变化，不能因为它曾经有过很好的效果，所以就沉积在那不能变，一个公司或一个政权过去的成功常常是后来失败伏下的原因，老化的过程无可避免，最好是经常能更新，自动更新它的机制。

　　问：在传统官僚制度里有这样的更新机制吗？

　　答：没有，因为皇权卡住了，它可以更动人员，但是其结构没法更动，因为皇权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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