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土地改革铺平台湾经济腾飞之路

　　台湾以农业培植工业，经济迅速走向现代化

　　台北县北郊的新庄现在已经和台北市区连接在一起，林立的楼房和宽阔的马路抹去了数十年前这里曾是农村的痕迹。出生于84岁的蒋明智先生是新庄的老住户，他曾出任过当地的农会理事长。

　　在蒋明智的印象中，新庄一带的农业社会改变最大的是台湾光复后的1953年，“政府实行土地放领，一直到1971年。这段时间里改变最多的还有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的生产。在一个叫李连春的人做粮食局长时，100斤稻谷才换40斤的肥料；而现在100斤稻谷能换到160斤硫胺，与30年相比相差4倍。”

　　风雨飘摇的政局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由四川省成都市迁往台湾台北市。“行政院”的迁台，正式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全线溃退。

　　此时的台湾并非一个可心的栖息之地，台湾社会充斥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由于被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和连年的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派出的台湾省主席陈仪，初抵宝岛一心想把满目疮痍的台湾治理好。但陈仪实行了统制经济政策，却把台湾拖进了一条死胡同，“政治上放得太松，经济上管得太紧，民众生活愁苦，才导致了后来的‘二·二八事件’。”

　　日本人离开台湾前曾狂言：“三个月后，台湾将一片黑暗。”当时报刊写道：“战后日本留下的已是一个洗劫一空和断垣残壁的台湾”。加上陈仪的经济紧缩政策，台湾工商业经济更加凋敝。

　　“1949年国民党退居到台湾以后，当时面临着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经济状况，同时，国民党退台也带去了将近200万的居民，使岛内的民众人口总数从当时的600多万，一下子增加到了800多万，物资供应高度紧缺，而且当时的物价飞涨，从国民党退居的那几年前后，物价飞涨，高达1000多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所研究员张冠华说，“所以当时不要说经济发展，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1949年初，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开始收拾风雨飘摇的台湾。

　　陈诚治台倚重财经专家

　　陈诚临危受命，采纳了台籍菁英的建议：“人民第一，民生至上。”日本人撤离后，台湾形成了严重的人才空白，但被国民党带去的人才及时补充，不仅带去了军队，还带去了大批技术官僚、技术人员，包括一些企业家，这些人才对台湾经济稳住阵脚并快速发展，产生了报大的作用。

　　1949年6月，台湾当局成立了“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陈诚兼任主任委员，尹仲容任常务委员，旋即又任副主任委员。实际上成为一个负责全面经济活动的决策、计划、执行机构。

　　对尹仲容的任用可以说决定了1949年后的台湾经济走向。这位理工科出身的台湾经济发展初期的探索者是个锋芒毕露、个性强硬的人，台湾光复后头20年的经济政策大都出自此人之手。1954年6月，出任“经济部部长”，后被人称为“台湾经济之父”。

　　先发展农业，再利用农业哺育工业，可以说是尹仲容对台湾经济发展定下的一个基本的路子，当然，这也是结合了“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局势。据1949年的资料统计，台湾全省耕地面积为842301甲(1甲约等于14.55亩)，承租地主土地的佃农有239939户，被地主雇佣的雇农44259户，半自耕农156558户，这些人构成了台湾的社会基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首先需要农业生产的发展。佃农由于高额地租的负担及其他层层盘剥而缺乏生产积极性，加之耕地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水平低下，从而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陈诚在听取了尹仲容等人的意见后，决定在全台推行土地改革。

　　正当其时的“土地改革”

　　台湾最近有部纪录片《无米乐》，讲的是台湾南部两个老农民，对土地的执着以及面对WTO的冲击等。片中提到了“陈诚”、“土改”。地主都骂陈诚“贼仔诚”，而佃农则称他“阿公”，常到他墓上祭拜。“土地改革”对台湾造成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有人说，国民党政权退台后即开展“土地改革”，用以解决生计问题，是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但严重的社会危机却是当局不得不变革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土地改革是要解决台湾农村存在的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

　　“当时规定，地主拥有三公顷以上的土地都必须要卖给政府，那政府当时拿什么来买呢？一个是用债券，用土地债券来买。当时很多地主是非常不情愿的，但是在阴差阳错之中，这些地主反而变化成了以后的资本家。”张冠华研究员认为，大地主转身成为工商巨贾，台湾的经济腾飞也就此奠定了基础。

　　1949年4月19日，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减租政策”三七五减租“颁布。根据规定，限定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37.5%；租用耕地一律订立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这年7月，“三七五减租”在全台基本完成。全省的私有耕地全部订立了”三七五减租“的书面租约，受益的佃农有296043户，占全台农户的44.5%。

　　这一改革深刻冲击了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但并没有引发强烈的社会冲突。陈诚在当时能顺利推行“新政”，除了其作风廉洁、杜绝贪污之外，和他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亦有关系。陈诚说过，其”三七五减租“其实得益于陈仪的规划，但若在陈仪治台时实施，未必能够顺风顺水。

　　1953年1月20日，“立法院”通过了“耕者有其田法”。该法规定台湾每个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中等标准水田3甲和旱田6甲，超过此限出租的耕地，全部由当局收购，再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通过这一方式收购地主超额土地转卖给农民的达13.9万公顷，买到土地的农民有19.48万户。

　　政府征收地主土地补偿的地价，标准为该耕地正常条件下农作物年收获量的二倍半，以实物土地债券7成，公营事业股票3成拨付补偿，各种债券均分10年兑付，并给年息4%的利息。

　　日本占据时期，日本国民和各级殖民政府在台拥有土地181490甲，战后，国民党台湾当局接收了这些土地，称为“公地”。从1947年始，台湾省政府实行了“公地放租”，租金仅为年收获量的25%。1951年3月，陈诚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了公地放领。6月，台当局颁布了“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了农民，受领土地的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的地租，期满后，即取得耕地的所有权。公地放领分为14年9期进行。

　　“土改”改变台湾社会结构

　　辜振甫家族无疑是“土地改革”最大意外受益者，当然，这和当时年轻的辜振甫超人的眼光不无关系。光复之初，辜家是台湾第三大地主，拥有1万多公顷土地。1952年，他把大量土地和盐田交了出来，众亲友也献出了土地，为土地改革政策在全台的顺利推行做出了榜样。后来，辜受到了陈诚的接见，辜受聘为“经济部顾问”。按照补偿政策，当局把水泥、造纸、农林和工矿四大公司的股票转给辜振甫作为征地补偿，辜氏家族转身一变，从拥地万顷的大地主，成为显赫的新型巨富。1954年，辜振甫主持了台湾水泥公司的民营化，从而成为著名的“红顶商人”。

　　现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的连战，在美国求学时，有感于台湾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托父亲和亲友从台湾寄去资料，写下了毕业论文《台湾的土地改革》。连氏家族和辜氏家族一样，都曾是台湾的大地主。台湾光复后，连战父亲连震东回到家乡台湾当“接收大员”，使连家成为在台拥有最多土地的“自耕农”。土地改革期间，连震东任“内政部长”，深谙土地政策，将土地转变为数目巨大的资产，到连战掌控家业之时，连家财富已达百亿新台币。

　　和平、不流血的土改将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了农民，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促使台湾农村封建土地租佃制度瓦解，自耕农努力劳动以提高生产率。土地改革导致台湾农村社会结构的初步变化，在客观上产生了大批私有制下的小农阶级，自耕农大量增加，半自耕农和佃农相对减少。

　　土地改革有力地促使地主将土地资产转向工商业，促进了台湾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台当局以粮食实物债券和建设股票来补偿土地地价，让地主转投资于经营农林公司、水泥公司、纸业公司和工矿公司等4大公司，大地主一夜之间成为资本暴发户。

　　1967年，被称为“经济学界第一华人”的张五常的论文《佃农理论》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奖。论文的背景正是台湾的土地改革。

　　长期实行低粮价政策

　　为将农业增产的好处转向工业部门，以加速经济发展，台湾长期实行低粮价政策。台湾为维持低粮价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粮食出口管制，粮食出口由粮食局统筹办理，禁止民间自由出口；实施公、余粮征购以充分掌握粮源；将台湾划分为7个粮区，粮区间禁止粮食自由流通。军、公、教人员实行食米配给制；机动向市场抛售食米，避免米价的过度波动而带动物价上涨，将食米价格维持于较低水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用种种措施，稳定米价，实际上起了压抑物价的作用，有利于压低工资水平，使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

　　早在1948年，台当局颁布了“台湾省化学原料配销法”，肥料尽量分配给稻农使用，可以用稻谷换取肥料。从1950年起，稻农获得肥料必须用稻谷换取。“粮食局”统购肥料，因此成为了肥料专卖机构。从1952年到1960年，台当局每年平均由肥料换稻谷所赚取的利润为1.17亿新台币。

　　通过肥料交易获取利润是台当局“以农业培植工业”政策的一部分，将土地改革创造的大量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上，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工业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末，台湾农业政策的特点是“压挤盘剥”和促进发展相结合。这种积极的压挤政策的结果是，农业为其他部门提供了2500多吨以上的粮食，80多万剩余劳动力，40多亿新台币的资本，近30亿美元的外汇。台湾的农业的确起到了帮助工业发展促进经济起飞的作用。

　　尹仲容在农村土地改革即将完成之后，再次主导了台湾未来的经济走向。上世纪50年代初，岛内政界、学界人士对在台的企业实行公营还是私营，有过激烈的辩论，尹仲容认为，必须充分发挥民力，鼓励民营经济，但同时赞成“政府”经营公有经济，辅导民营工商业发展。他的主张被称为“计划式的自由经济”。

　　1953年，台湾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四年后，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额基本完成计划的定额，而在第二个四年计划中，各项投资均超额完成了预期，国民生产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可观的7.5%。1960年开始进行的第三个四年计划完成后，台湾经济结束了由土地改革带来的艰难初创时期，进入到了“起飞”时期，台湾的经济迅速走向了现代化。

　　□本报记者 喻尘

　　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稽查人员殴打烟贩，激起了台岛内民众公愤。28日，台北发生多起群众抗议活动。抗暴斗争一开始，台民众将冲击目标指向了外省人。国民党当局接报后，派出大军前往台湾镇压，从而演变成了针对台湾人民的一场大屠杀。岛内大量社会精英、地方士绅被处决，众多无辜群众被镇压的士兵射杀。恐怖气氛一直延续到1947年底。“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重要的政治、社会事件之一，深刻影响着台湾社会。1988年初，蒋经国去世后，台政权逐渐本土化，“二·二八事件”得到平反，各地陆续建立了纪念碑。

　　刘自然事件掀起反美浪潮

　　1957年3月20日，美军上士雷诺在住所前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刘自然击毙。台警察接报后，将雷诺带走，但美军却以“治外法权”为由阻止。媒体对此事件给予了大篇幅报道。美军驻台司令部军事法庭审理了刘自然案件，23日，雷诺被宣判无罪。第二日，刘自然妻子发表公开信《我向社会哭诉》，上午10点，大量人群聚集到“美国驻台大使馆”门前，高呼反美口号。随后，群众冲进“使馆”，砸开了保险柜，大量秘密文件失踪。事后，台当局向美国道歉，最终，雷诺获释回到美国。

　　随着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宝岛台湾也经历了沧桑巨变。“二·二八事件”带来的本土与外省的族群仇恨，国民党政权败迁台湾后的两岸分治与敌对，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白色恐怖，贯穿了这一时期的台湾社会。然而，随着国民党自身的检讨和变革，台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为其后的经济腾飞奠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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