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台湾同胞与大陆共同抗争迎来光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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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5日17:39 南方都市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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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初的一天，日本第十方面军举行了台籍官兵解队仪式，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东门町兵营设宴，以示惜别，日本和台籍军官分席列坐。 酒过三巡，一位台籍准尉借助酒兴站起发问：“今日宴会，既是送行惜别，应当尽礼尽欢，一视同仁。为何席上日本人饮上等洋酒，台湾人饮劣酒，待遇要不同呢？日本人死到临头，还要贱视台人，台人就先退席。”
说完，他真的准备离开了。 一个日本大佐怒起，喝令：“坐下！”那位准尉听到后二话不说，抓起一支酒瓶砸向日席，“砰”地一声过后，玻璃碎片和菜汤溅得日军官佐满身满脸。日本军官大为恼怒，拔出腰间手枪，向台席射击。 台湾军官也奋起反击，各自拔枪，安藤慌忙退避。结果日本军官死伤30余人，台籍军官也死伤20余人。 这是台湾人抗击日军的最后一幕。此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日落西山前的最后光芒笼罩下，台湾人这样的待遇和抗争已经持续了50年。 一个多月后的10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原公会堂)，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安藤利吉投降。 30万市民参加了这个盛会，隐藏了几十年的古老武器，例如青龙偃月刀、铁叉等东西都拿出来，排成长长的队列，在喧天介响的锣鼓声伴奏下，走在公会堂前，三呼万岁。 9时55分，在中方人员陈汉平少将引导下，安藤利吉等入场，他们在受降席前立正，向陈仪等受降官敬礼，陈仪回礼后，日本代表在投降席上就座。 10时整，礼炮鸣起，典礼正式开始。陈仪将受领证交给参谋长柯远芬，由柯送交安藤利吉，安藤利吉在受领证上签字完毕，再由参谋长谏山春树交给陈仪，陈阅后认可，命令日方投降代表退席，前后总共5分钟。 随后陈仪发表了很短的广播讲话：“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现在台湾虽已光复，我们应该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 这一天，只差7天就和台湾全境被日军攻占相距整整50年。 割台后，武装抗争此起彼伏 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开始了，1895年终于得手。李鸿章在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谈判中曾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对话：“贵国何必这么着急？台湾已是你们口中之物。”伊藤说：“尚未咽下，饿得厉害”。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南洋大臣张之洞和台湾巡抚唐景崧曾谋划用台湾作抵押向英、法等国借款，以求其报台。谋划未果后，丘逢甲、刘永福和唐景崧又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抵抗日军的攻入，可惜力量悬殊，1895年11月1日，台湾全境被日军攻陷。 日军占领台湾后，游击战争此起彼伏，延续到1915年，成为日本殖民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台湾殖民地实行总督专制政治，并且前期担任总督的都是海、陆军大将，对反抗进行铁腕镇压，使用威胁、利诱甚至诈骗杀降等方式。 前三任总督忙于镇压武装反抗，台湾成为日本的经济负担，每年从国库补助约700万元日元，所以有日本人提出把台湾以一亿元卖给法国的想法。从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开始局面有了改观，儿玉和其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进行了人口、土地、林野调查，将大量土地宣告“无主”并编为“官有”，然后转手提供给本国资本家，实现了原始资本积累。同时，建立货币金融制度、统一度量衡，确立专卖制度等等，并大力发展台湾的制糖产业，促进台湾经济发展。 儿玉-后藤还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有思想警察、治安警察、经济警察等，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能干预。殖民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子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大人”即日本警察。 儿玉的继任佐久间左马太延续了他的政策，同时出动大量军队和警察讨伐原住民，并利用番社各部落间的矛盾，制造很多流血冲突，原住民死伤惨重，至1914年，终于失去了反抗力。自此日本的产业资本打开了“番界”之门，对樟脑、木材和矿产进行大量开发，台湾的森林资源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 儿玉、佐久间统治期间是日本对台统治的所谓“奠基”、“驯化”时期，反抗基本平定，经济也取得很大进步。从1905年起，台湾的财政不再依赖日本补贴，而1912年台湾的贸易额达到1896年的5.76倍。 殖民者对原住民恩威并施，却并不尊重其传统文化，强征劳力，掠夺土地资源，污辱他们的祖灵，从而埋下了反抗的火种。1930年10月27日，终于爆发了原住民悲壮反抗的“雾社事件”。 文化人，掀起非暴力的抗争 未被“驯服”的，还有台湾的知识分子，其间的代表是台中士绅林献堂。 林献堂1881年生于台中雾峰一个大家族，1907年4月首次游历日本时拜访了梁启超，二人语言难通，杂以笔谈，梁下笔即曰：“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量有同情”，几乎使林为之泪下。梁启超说30年内中国断无能力救援台胞，警告台人不可无谓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办法，即厚结日本中央政要，以牵制总督府，使其不敢过分压迫台人。 林献堂对梁的话深表同意，并开启了殖民中期的体制内抗争，私立中学创设事件可以说是这一抗争的先河。 殖民者在台湾采取“愚民政策”、奴化教育，设“国语(日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等等，但据台20年仍不肯设本岛人就读的普通初中。1913年9月，林献堂等募款作为基金向佐久间请愿设立私立中学，佐久间虽不愿改变愚民政策，但又顾虑全盘否定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决定用这笔钱设立一所专收本岛人的公立中学，并于1915年5月开学。但是直到台湾光复，台湾人在中学、大学中的入学率仍远低于日本人。 20世纪20年代以后，文化、政治组织增多并活跃起来，其主流组织的演进，先后为“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及“台湾地方自治同盟”。而各种活动中延续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921年1月30日，由林献堂领衔178人签署，向日本贵族院及众议院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要求设立特别代议机关，不论是台湾人、日本人或是原住民，都可以公选代表，对台湾的律令行使决议权，但两院均决定“该案不采择”。运动延续14年，共请愿15次。 运动活跃的同时，日本统治的方式也有所改变，由武官总督改为文官总督统治。这一改变的意义，是以立法上的“内地(日本本土)延长主义”为号召，伴以所谓的“内台宫婚”、“内台共学”及徒具虚名而不具实质的地方自治，企图使殖民地人民产生将可逐步获得与日本本土人民平等待遇的印象，借以缓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并达到怀柔、“驯服”殖民地人民的目的。 这一时期产业经济得到更多的发展，而蓬莱米的登场则使台湾由砂糖帝国主义转化为米、糖帝国主义，1929年，台湾的贸易额已达到1896年的24倍。这是台湾殖民者夸耀的一个统治期，1935年台湾总督府大规模举行始政40年纪念，还邀请了福建省主席陈仪到台湾参观。 而对各种文化、社会运动，殖民者采取防范、镇压态度，1924年制造了“治警事件”，起诉判刑文化协会的蒋渭水、蔡培火等13人。 1936年的“祖国事件”则是台湾民族运动和殖民者态度的一次最具体表现。这年3月，台湾民报社考察团回大陆进行考察，林献堂深情致辞说，“林某终于归来祖国”，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不满，台湾总督府的报纸辱骂林献堂为“日奸”。日本浪人趁林献堂参加集会时扇了他一巴掌，林在台湾地位崇高，日本人的目的就是借林献堂来打击台湾的民族运动。 台湾的这一场政治文化运动是注定失败的，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唤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没有让日本彻底同化台湾人，对台湾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极大的影响和贡献。 光复后，国旗成为最抢手的东西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废止《马关条约》等中日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表达了收复台湾的决心和意志。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召开会议，发表《开罗宣言》，确定了抗战胜利后台湾一切领土主权和所有驻台日军与物资，应该为中国接收及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政府根据既定政策，着手进行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列为第15个受降区，陈仪被任命为受降官。事实上，早在194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已经成立了陈仪为主任的“台湾调查委员会”，而1945年，经历50年的分割后，台湾要光复了。 获知日本投降消息后，台湾人开始只能把喜悦之情埋在心底，渐渐喜上眉梢，最后才沸腾起来，家家张灯结彩，把常年匿迹的花灯、花篮、绣彩拿出来装饰，并大放鞭炮。根据《台湾省通志稿·光复志》记载，台湾人争先悬挂国旗，当时来自大陆的国旗数量很有限，商人乘机囤积居奇，价格高昂，于是各地商人依样大量仿制，或者用纸张印行，一开始因为尺寸不太明了，所以参差不齐，一时四处挂着各式各样的青天白日旗。 10月26日，光复后的第一天，台北市各大专院校及各界人士、市民数万人再次聚集在中山堂，举行庆祝会，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自早到晚，欢庆队伍络绎不绝。 194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由于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国际，兹国土重光，其原有中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 自此，台湾人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恢复了中国国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吉陆 (本文写作参考黄纯青林熊祥《台湾省通志稿》、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光复纪实》、秦风《岁月台湾》、黄静嘉《春帆楼霞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台湾)戚嘉林《台湾真历史》) 台湾文化协会 由林献堂、蒋谓水等发起，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静修女学校礼堂成立，出席者300余人。大会公推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谓水为专务理事。会员共1300多人，罗致了当时台湾的青年才俊，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政治组织。协会宗旨在于协助提升台湾文化，其中确隐含着传播中华民族意识，鼓舞民众在文化教育上反抗日本统治。1931年1月“文协”组织取消，另组台湾大众党。不久台湾大众党停止活动，王敏川等被捕入狱，“文协”结束历史使命。 1930年10月27日，位于台湾中部山区雾社的300多名赛德克族人对日本殖民者的奴役和欺压忍无可忍，在头领莫那鲁道的带领下举行起义，杀死正在一所学校举行运动会的134名日本人，史称“雾社事件”。莫那鲁道及其族人突袭成功后遁入深山据险抵抗。战斗进行40多天弹尽粮绝。其妻上吊身亡，莫那鲁道枪杀两名孙子，将妻子与孙子的遗体火化，自己则走入山林自杀，1934年日本人才寻获他的遗骨。其他族人或战死，或自缢，或遭诱捕，命运悲惨。1931年4月24日，日本人进行了一项报复计划，刻意鼓动与抗日族人敌对的道则部落趁夜袭击扣押抗日族人的收容所，杀害216人，雾社番族人劫后余生者仅298人，几近灭种，此役又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位于台湾中部山区雾社的300多名赛德克族人对日本殖民者的奴役和欺压忍无可忍，在头领莫那鲁道的带领下举行起义，杀死正在一所学校举行运动会的134名日本人，史称“雾社事件”。莫那鲁道及其族人突袭成功后遁入深山据险抵抗。战斗进行40多天弹尽粮绝。其妻上吊身亡，莫那鲁道枪杀两名孙子，将妻子与孙子的遗体火化，自己则走入山林自杀，1934年日本人才寻获他的遗骨。其他族人或战死，或自缢，或遭诱捕，命运悲惨。1931年4月24日，日本人进行了一项报复计划，刻意鼓动与抗日族人敌对的道则部落趁夜袭击扣押抗日族人的收容所，杀害216人，雾社番族人劫后余生者仅298人，几近灭种，此役又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相关专题：台湾光复6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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