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佩琦:我还是演小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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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7日17:25 南方人物周刊 | |||||||||
最如鱼得水 曾经跟我合作好多戏的一个私交很好的导演跟我说,你是一个好演员,但是很难演主角。我说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太具备演员的条件呗 塑造人物,如果永远是一个调子,永远在那儿玩深沉,或者永远在那儿张牙舞爪,都
-李晓婷 在9月下旬开始的上海话剧周上,刘佩琦终于又回到他的老本行,跟随国家话剧团,在《红尘》的舞台上出现了。在这个发生在“文革”前后的故事里,刘佩琦出演的又是一个没什么大坏,小坏不断,惟恐天下不乱,上窜下跳,油里油气,市井味十足的北京痞子,照刘佩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根“搅屎棍”,让人想恨恨不起来,想爱好像还有那么点可爱劲儿,这几乎是他出演的所有角色里最容易辨识的一类。 和刘佩琦约采访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是难度很大的任务。电话里回绝过几次,见到本人后,还是连连摇头摆手,“不行不行!”坚决不答应。《红尘》剧组的工作人员悄悄地说,他其实没那么难说服。果然,刘佩琦抵不住软磨硬泡,还是心软地答应下来。他戴上鸭舌帽,说一会儿还得讨论一下刚演完的话剧,便匆匆往外走。从背影看,有点儿像《和你在一起》里的爸爸刘成。 再次见到刘佩琦,他的鸭舌帽已经摘下,露出花白的头发。“是真白。”他解释说,“反正下一部戏要演个老狱警,演完也不染黑了,麻烦。”他说的是即将开拍的电影《大水》。 舞台下的刘佩琦说话照旧抑扬顿挫。一言一语,举手投足,似乎全都是戏,生动得能蹦出火花。他的表达都很强烈,但感觉不到夸张。 有时一个问题丢给他,他会缓缓转过头去,望着眼前的空气出神,深深地吸烟,很大一阵子才回神娓娓道来。 从平头百姓、农民,到白家三爷、南霸天,加上最近演的一个黑帮老大,刘佩琦的角色跨度其实不小,但总是那些可爱又可恨,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一身,一世平庸的张三王五,最让观众凝神唏嘘、难以忘怀。新版《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大码头》里的黑帮老大、《强制执行》里的大法官,都是他的一种尝试,为的是拓宽戏路,突破局限。 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 刘佩琦从解放军艺术学院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新疆,进了军区话剧团。在新疆的一年,被刘佩琦形容成“耽误时间”的一年。由于是军区话剧团,还不能随便脱军装走人。想尽了办法,刘佩琦终于离开新疆,成了“北漂”,之后渐渐地火起来,渐渐地露出一些大器晚成的气象。其实,从一开始,他就相信自己不会永远沉默。 人物周刊:您从新疆回到北京,去了哪里? 刘佩琦:借调到空政话剧团。排演话剧《WM—我们》,当时那台戏相当成功,北京在演,上海也在演,形成南北对唱,最后还去了法国。 人物周刊:你的表演怎么样? 刘佩琦:一般。就是完成了任务,完成得还不错吧。 人物周刊:后来又在北京战友话剧团呆了几年? 刘佩琦:9年。 人物周刊:这9年一直在演话剧? 刘佩琦:没有。我离开战友也是因为影视剧太多。直到今天为止,谁出去拍戏就收拾谁,就整治谁,是这么一个团体,所以我也被收拾出去了。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开始进入影视圈的? 刘佩琦:第一部戏是陈佩斯选上了我,《二子开店》。每年都有戏拍,但是也轮不上太好的戏。真正的机会,还是《秋菊打官司》(诡秘又羞怯地笑起来)。为什么说大器晚成呢?《秋菊打官司》是1990年冬天拍的。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是吧?我已经准备多年了。我不能总是对着镜子欣赏自己。我心里有一本账,我始终都是很客观地去评价自己审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是那种太沉默的人。 人物周刊:你在话剧团的时候就特别想去拍电视电影吗? 刘佩琦:对。我是一个很想证明自己的人,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拍《菊豆》的时候张艺谋就找过我,后来因为他不信任我,没让我演。 人物周刊:后来怎么又信任你了? 刘佩琦:表演这件事,没有一个绝对值,包括观众喜欢这个演员,喜欢那个演员,都是相对的。不像运动员,刘翔,他一跑就拿了冠军了,那是绝对值。《菊豆》我就没上。后来张艺谋给我写了封信,我拿了这封信找到团长,团长很支持我。 人物周刊:你认为《秋菊打官司》是一个转机吗? 刘佩琦:在那部戏里我的戏份很少,主要是写秋菊嘛。虽然戏份很少,但我完成得还可以。我至今也认为,我在《秋菊打官司》里演得很好。后来为什么邀我演《二嫫》?跟《秋菊》很有关系。 我只能演平民,演平头百姓,演别的我也不自信 人物周刊:你演的角色个性都很鲜明,要不就是特平凡的小市民,要不就是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物。那种鲜明的个性是你赋予那些角色的吗? 刘佩琦:应该是我赋予角色的。我不喜欢什么角色都是一种调子、一种感觉。其实我也是从生活当中悟出来的。你给一个人一辈子都吃一盘菜,炒土豆丝,一天三餐地吃,恐怕吃不了两天他就一定会倒胃口。塑造人物,如果永远是一个调子,永远在那儿玩深沉,或者永远在那儿张牙舞爪,都是很贫乏的。有的人认为你这个角色演得太过了,比如《和你在一起》。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得根据不同的戏、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人物,来调整自己的表演。 人物周刊:过与不过的界限在哪? 刘佩琦:他们对人物的理解太浅薄,他们就觉得(我演得)过了。他们只是比较表面化地、技术地、非常功利地评价一个角色,当一个演员将激情集中在面部表情上,或者动作比较大,他们就觉得戏太过。要是你玩深沉他们就觉得有深度,这是太幼稚的一种认知。 人物周刊:你不会来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演吗? 刘佩琦:我会。我比他们不动声色,比他们还要深沉。我将来肯定会演一个,告诉他们什么叫深沉。一副冷冷的表情,一贯到底。也许某些人认为那个更好,但我不认为好。我认为人物应该生动,他是活生生的人,人生百态啊,有不同的心灵感受,外化在自己的情绪上,不会是铁板一块的。人遇到了高兴的事,发自内心地,他也要蹦高的;人碰到了特别气愤的事,他也会跺脚的。怎么一走上了屏幕,一走上了舞台,他就不敢跺脚,他就不敢蹦高了呢?我不理解。就在那儿玩深沉吗?我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误导的,人云亦云的东西太多,他演得好,他演得很深沉,你传我,我传你。但我不喜欢。 人物周刊:你的表演里至今没有特深沉的。 刘佩琦 :我会玩深沉的。(痞痞的,又点了根烟) 人物周刊:有人曾经说你不是演员的料,这么说对你刺激大吗? 刘佩琦:用过去老的观念来讲,我可能不太具备演员的条件。我说的是外部条件。内部条件可不一定。那个时候讲究高大全嘛,演员得漂亮,得是俊男靓女。按照这种标准,我不是差得太多了吗?曾经跟我合作好多戏的一个私交很好的导演跟我说,你是一个好演员,但是很难演主角。我说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太具备演员的条件呗。 人物周刊:你们这一茬的演员中你看好哪些人?陈宝国? 刘佩琦:陈宝国比我们要早,出道很早很早,他年轻时演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多棒啊,现在拿出来还是很棒,他的表演是相当相当精彩的。要按那时候的观念,我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就说濮存昕吧,人家师奶杀手,哪止师奶杀手啊,简直老少通吃!他看很多书,书卷气特别浓,我没那个气质。 人物周刊:你当时是不服气的吧? 刘佩琦:没有不服气,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过去都批判这个宿命论,现在人们还是逐渐地认识到,人还是有命的。我至今仍然认为干我们这行的,比我们棒的人太多太多,包括一些小县城的文工团的小剧团的好演员,太多太多,他们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被定型了吗?还是任何一个角色都能演?有没有什么角色你演不了的? 刘佩琦:任何一个演员都不可能什么都能演,他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只能演平民,演平头百姓,演别的我也不自信。南霸天也好,大码头也好,我都是作为一种尝试,尽可能地去拓展自己的戏路。 人物周刊:观众也觉得市井味、可爱又可恨的小人物适合你。 刘佩琦 :这又给我定性了。不一定。其实大家从我的作品当中,从《秋菊打官司》开始就知道我是什么路数了:就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普通农民,憨厚得不能再憨厚的一个人。但《二嫫》里就不一样,那种狡猾,那种对邻居对村长的八面玲珑,对女人的渴望,什么都有了,他就不一样了。但都是农民。 人物周刊 :有什么你不想演的吗?或者演不了的? 刘佩琦:去年有个剧组非让我演皇上,雍正,说剧本怎么怎么好,片酬怎么怎么高,人家资金还是很雄厚的,等等。但我说实在对不起,你要让我演刘备,你要让我演曹操,你要让我演鲁迅,我都不可能。 人物周刊:还是演小人物最舒服? 刘佩琦:最如鱼得水。在小人物身上多琢磨琢磨点别的事,怎么让这个人物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你让我演那个,我总在那儿架着,难受。我去演那些角色肯定是失败的。 韩剧有看头吗?没看头 人物周刊:你在话剧团这么多年,最满意自己的哪个角色? 刘佩琦:没有。我一共上了3台话剧。 人物周刊 :有特别想演的话剧吗?比如《茶馆》? 刘佩琦:《茶馆》已经让于是之先生演成那样了,真是不太好超越了。后来重排《茶馆》,梁冠华、杨立新他们,演得都变了,风格都变了。我还是喜欢京味浓的。 人物周刊:话剧有什么特别想演的吗? 刘佩琦:目前还没有,没有好剧本啊。 人物周刊:传统的经典剧目呢? 刘佩琦:我还是比较喜欢新的。我看了我同学、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主任导的《我在天堂等你》,激动不已。他自己导的一台毕业剧目,学生演的,我去看了,非常激动,第二天又把陈凯歌、陈红、宋春丽这些好朋友们都叫上又去看了一遍,还是十分激动。 人物周刊:你不喜欢你在《红尘》里的这个角色,还是对这个戏也不太喜欢? 刘佩琦: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其实不是不喜欢《红尘》,是对这种现象产生了一种认知。为什么韩剧广大观众都这么喜欢?我们的戏观众不能说无动于衷,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不也激动起来了吗?但令人激动的戏太少太少了。为什么呢?因为韩剧更向善一些,更美好一些,那里边的情感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是梦中所想的,心中所想的东西,把它编成故事展现出来了,弥补了人在现实中的一种缺憾。其实韩剧有看头吗?没看头,抻得没办法看。《红尘》太沉闷,它的深刻性在于批判了我们中国的劣根性。我觉得艺术还是应该多展示美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平常看电视吗? 刘佩琦:就看足球,中央五套和北京六套,然后是新闻。 人物周刊:平常最大兴趣是什么? 刘佩琦:“超级女声”也不看,眼不见心不烦,看看足球挺开心。 人物周刊:你说挺想演喜剧?你觉得你演得来吗? 刘佩琦:演不来吗?演得来啊。早晚有一天,我会自己去弄一个喜剧。 人物周刊:你在《艺术人生》里说你可能会去导戏。 刘佩琦:当年我曾经苦苦追求排戏的机会,恐怕是有点急功近利,现在我就随遇而安吧。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不是一个很差的导演,也不一定导喜剧,当然我一定会做一部喜剧。 人物周刊:你年轻时候特别想证明自己,你觉得现在你证明了吗? 刘佩琦:我还是一个很幸运的演员,因为有很多很多好的演员都没有机会,一直隐姓埋名,他们的内心应该也是痛苦的。这是现实,没有办法,你就得面对这个现实。你难道整天叫苦,说自己怀才不遇?这是命的问题,没办法。我们以前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碰到这么多好导演,陈凯歌、张艺谋、郭宝昌、叶大鹰,难道还不够幸运吗? 人物周刊:你非常坚决地说大部分喜欢你的观众是男性,你觉得女性观众不太容易喜欢你吗?为什么? 刘佩琦:很多年轻女性嘴上都说不喜欢男人的大眼睛双眼皮,都喜欢有才华的,其实都是自己骗自己,爱美之心嘛。 人物周刊:你觉得不会受女性欢迎吗?你对自己的外形没有信心? 刘佩琦:不是没有信心。我不是一个会和某些现象、某些说法同流合污的一个人,我不会人云亦云,所以也不在乎。 人物周刊:你在意观众的认同吗? 刘佩琦:当然在意观众了。观众不认同,总是提出批评的话,那你就得好好反省一下了。我是一个经常自我批判的人,再好的戏我也会持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自己,我都能找出好多好多毛病来,我这次找出毛病是为了下一次。 人物周刊:都找出什么毛病来了? 刘佩琦:在我最满意的《无悔追踪》里,我演的这个角色总是一根筋,我看了不止一遍,看下来之后,觉得这一根筋太浊了,色调太单一,从头到尾一根筋,似乎也不合适,当时因为太投入太投入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角色上了,(所以才会这样)。有的时候太认真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不愿意接触媒体?《鲁豫有约》一开始邀请你,你也不愿意去,为什么? 刘佩琦:我不愿意。现在社会多乱呢!低调一点好。我容易口无遮拦,说得好听是自己直率,说得不好听是你自以为是在那儿胡说八道。我没必要,犯不着,无形当中得罪一些人,你觉得有必要吗?我洗手间里就有一份报纸,叫《明星》,不知道是哪儿出的,那些内容,那就变成狗仔队了嘛。太无聊了!什么啊!我们的媒体实在是应该反思反思了,尤其是关于韩剧,那个《大长今》,那叫什么戏啊?都不明白,都不理解。但是观众喜欢没办法,观众喜欢就是好呗。我觉得媒体有责任引导观众。比如观众不喜欢歌剧,你得研究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你得想办法把人家请到歌剧院里去,让他去看歌剧,提高人们的欣赏品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观众,包括一些北大清华的老教授们,都是学者啊,他们都在说电视剧,尤其是古装戏,关于使用的小道具,那个年代使用的不是这样的钱,等等。那就是电视剧,就是供人娱乐的一种产品,不是特别严格地表述的历史。我不理解。 对儿子,绝对溺爱 剧组里的人说刘佩琦得空就给太太买衣服,他头一仰,“咳,也没老买。”记者问,你觉得自己是个体贴的丈夫吗?他低头想了一会儿,“我觉得是。”神情十分认真。 刘佩琦演过差不多5回别人的爹,严厉的,深情暗藏的,慈爱的,矛盾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各种父亲。但作为自己儿子的爸爸,刘佩琦用“绝对是溺爱”形容了对待儿子的方式,而且一提到儿子,原本严肃的脸上便粲然地露出微笑。 人物周刊:怎么会溺爱孩子呢?父亲对儿子一般都比较严苛的。 刘佩琦:我直到37岁才有了孩子,有点晚。以前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后来成家了,成家之后又不想要孩子,特别固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成功,我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我觉得我不会给孩子很好的条件。有了之后,我就特别特别溺爱。最根本的因素是,我对中国教育制度对孩子们的摧残深恶痛绝。也因为只准生一个。 人物周刊:你儿子什么样? 刘佩琦:挺高挺壮挺胖,特别喜欢开玩笑,善良,特别天真。其实他已经快11岁了,但感觉还很小,我现在还每天给他讲故事,有时候我在外面拍戏,就在电话里跟他讲。我给他讲了11年。 人物周刊:讲些什么故事呢? 刘佩琦:讲他喜欢看的故事,讲奥特曼。 人物周刊:你会看那些书吗? 刘佩琦:我哪会看那个啊,我就知道里面有哪几个人物的名字,然后就是乱讲,瞎编了。你要是讲得生动的话,最后他跟着你一块儿编。 人物周刊:会不会把他惯坏? 刘佩琦:(语气异常坚决)不会。 我将来肯定会演一个,告诉他们什么叫深沉 图/姜晓明 《广州码头》剧照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