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10月28日，张保庆卸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张保庆曾在8月28日教育部2005年第11次新闻发布会上，怒斥“高校收费上瘾”，点名批评天津等八省市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导致一些贫困生无法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现象。据说在过去，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大多有严格的程序，发布的内容也经过了字斟句酌。可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张保庆情
不自禁地即席发言，尽显个性部长本色，怒斥连珠炮似地打向地方政府、高校和银行。当人们对这位副部长深表敬佩之时，其实也夹杂着某种无奈与悲凉，因为此情此景下的张保庆本身就满载着“反正我也要退了”的无奈与悲凉。从一定意义上说，张保庆副部长并非代表他个人，而是一种类型，甚至代表一种现象。
多年来的反腐败实践留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是：既不能把腐败主要归咎于官员个人操守，也不能把清政廉洁主要寄希望于官员觉悟的提高。假如把上述启示推而广之便很容易发现：在官员个人操守与体制弊端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很容易让我们误入认识歧途的关系难题。张保庆副部长个人(以及他的主张、情怀)与教育体制弊端之间，同样也无法例外。纵然他个人满腔正义并早有一系列正确主张，但由于身处特定体制之内，也只能空叹无奈。即使想痛快地表达一番、怒斥一番，也只能选在“反正我也要退了”的时候，这大概就是很多官员尤其高级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教育是这样，医疗、房地产等事关百姓利益的方方面面，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把这种有缺陷的体制看成是一架庞大的、运行着的机器，那么，体制内的每一份“红头文件”、规章制度，每一个操作流程以及在其中承担着某种职能的人，只能被看成是这架机器上的某一个传动杆、轴承或齿轮。尽管着眼于局部或者细节，轴承、齿轮的转动方向错误和转速不正确很容易被发现，但假如试图孤立地去纠正它、调节它却几乎不可能，因为它无法摆脱整个机器在运转方向、转动速度等方面的“规定性”。由此联想我们的很多改革(例如解决药价虚高、责令公职人员从煤矿中撤资等等)之所以难以奏效，其误区恰恰是：在试图不认真审视乃至回避整架机器运行错误的背景下，仅仅想孤立地改变某个轴承、齿轮的运转方向和速度。同时出现的一种认识误区则是：凡遇突出的社会矛盾或严重违反公平原则的重大民生事件，要么一味责怪某些掌管着权力的官员麻木与油滑，要么主要寄希望于“个性”官员的仗义执言。
不必怀疑，许多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具有与张保庆副部长同样的、被体制所压抑所遮盖的情怀，而衡量某个领域的改革的进展和成功，他们的正义与情怀被压抑、被遮盖的“指数”是否逐步降低，应该成为一个重要依据。需要申明的一点是：官员们的正义与情怀只能等到“反正我也要退了”的时候才得以充分表达，也许只具有道德审美意义；只有在位高权重时也能有机会和空间表达，才具有改革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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