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汉字之祖

　　寻找汉字之祖

　　我们不能断言大麦地岩画就是语言符号，就是文字，就是甲骨文的前身，我们只能说大麦地岩画有可能是语言符号，有可能是文字，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

　　撰稿／刘景云

　　具有悠久历史、璀璨文化的中华民族，至今未能发现世界上十数亿人口使用的汉文字的起源，即便是4000年前的甲骨文字，也不能说就是汉文字的源头。而大麦地岩画在出现时间、表现形式等方面，有可能对汉文字起源的空白提供一定的填补。

　　“大麦地”能否填补空白？

　　甲骨文发展已十分完善成熟，而在甲骨文之前总有一个文字演变过程。按《说文·叙》：“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黄帝时代文字产生了，有了书写与契刻的文字，而神农氏时代则还处在结绳记事阶段，庖牺氏的表意方法更原始，大概只有阴阳卦符了。这段文字里写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我们从古老的甲骨文中能找到许多象形符号，应该说甲骨文之前有一个图画符号的阶段是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

　　问题是，甲骨文之前到底是存在怎样的图画符号呢？

　　两河流域发现了古老的苏美尔楔形钉头文字，古埃及人则使用象形表意文字，相比这些文字，甲骨文的表意功能更完善，造字方法更合理。苏美尔文字和古埃及文字没有按它自己的体系发展下来，正是因为它自身繁杂和表意不明确决定的。而今世界上唯有汉字继承了象形会意特点，一直延续至今。

　　即使是古埃及文字和古楔形钉头文字，也都没有找到文字演变的前身。现今发现的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及大洋洲的山崖洞穴壁画石刻，与古埃及文字、古楔形钉头文字之间都没有直接的源缘关系。

　　汉字的古老形式甲骨文，和世界上被发现的最古老埃及文字，苏美尔的楔形钉头文字一样，在它们的演变过程中都没有找到早于这些文字的源头。古老的岩画纯粹是图画，不能说与这些文字有直接的发展关系。

　　古埃及文和古楔形钉头文字已经彻底死亡了。现今这些地区使用的表音文字，在语词上可能与古老的文字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然而在文字上已没有联系了。唯独汉语汉字，一直秉承甲骨文字的特性，在象形的基本汉字的基础上，向合体，向会意、指事、形声方向发展，在使用中更创造了转注和假借。应该说，使用表意汉字的汉语，与世界上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一样，都具有各自文化的优越性，都是伟大的，都具有极大的生命力。

　　正因为汉字独存的表意形态，研究古老汉字——甲骨文之前的带有表意性质的大麦地岩画，就更有价值了。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有一个共通点，即语言由单纯的声音向记录符号——文字发展，必定经历一个图画阶段。因此研究大麦地岩画对研究汉字的起源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是目前能见的唯一数量众多的含有抽象符号的岩画，许多符号比较相似，如果理解为相对固定的表意符号，那么它的表意功能也就有可能是固定的，再推测下去，谁都明白它的意义了。大麦地岩画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说不定这些表意图画真的离我们的甲骨文不远。

　　“大麦地”意义深远

　　据《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的“尚”，即“上”，意思是“上代以来之书”，传说由孔子编选而成，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传世的最古老的书籍之一。册、典就是指书籍。那么殷以前就有了册简典籍，那肯定有文字了。然而目前并没有发现殷以前系统的文字。

　　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地下考古发现，也随之有许多带有刻符的陶片、玉器出土。时间的推断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这些考古点在时间上均早于甲骨文时代，然而这些被考古学界称作夏文化的考古发掘，虽然找到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刻符，但可能是陶工、玉工等匠人的标识，即使认为是文字，数量亦极有限，加起来也就百来字，不能作为语言的流通符号，也就没有语言交际功能，笔画简陋，变化不大，没有作为象形会意文字的表形表意形态组合出现过。严格说，这些形体只能称作为刻符，不是文字。

　　大麦地岩画，经过学术界采用地衣测年法，即丽石黄衣，利用这种生长覆盖在岩画的地衣面积，比较准确地测得岩画距今时间。大麦地岩画，早期在10865-13241年间，中期在5947-6253年，中晚期在2771-5422年，而晚期，由于已出现西夏文字，估计距今在1000年左右。

　　大麦地早期岩画，肯定在甲骨文之前，且要早数千年之间，即使是中期岩画也要比今天的甲骨文早1000-2000年。

　　世界上唯有汉文字至今仍是表意文字，而甲骨文之前的形态，我们不可能到已发现的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或者亚洲的中东、西伯利亚等地去寻找答案。那里以绘画居多，绘画形态和我们使用的汉文字差异太大，有些绘画在时间段上，可能比甲骨文更晚。那么，大麦地岩画在时间段上，作为甲骨文产生之前的图画形态，是可能的。至少我们找不到别处的、更集中的，数量更多的典型图画。

　　但是，大麦地岩画，它和甲骨文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大麦地岩画的发生发展可能是独立的，甲骨文可能是由另外的形式发展来的。可能神农氏的“结绳而治”、黄帝史官仓颉的“书契”，直接以点划形式，通过官方推广而来的。当然他们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视“鸟兽之迹”，象形是甲骨文基本特点。

　　我们选择大麦地岩画，时间段的考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麦地岩画反映的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岩画中出现的大量的象形符号以及大量的抽象符号，如果运用古文字知识，尤其是运用甲骨文知识，将自己置身于远古社会，这些岩画含义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没有选择贺兰山岩画，尽管大麦地处于贺兰山余脉，但两者之间的岩画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贺兰山大大小小27个山口都有岩画发现，它的岩画多数是以类似于人物面具和人面像出现，几乎占到整个贺兰山岩画80%，这和原始图腾、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有关。有些岩画出现时间较晚，甚至有附刻西夏文的人面像。有些如面具的人面像，在其面部出现有羊、鸟、天象等图案，这是值得研究的。

　　大麦地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3公里，面积仅6平方公里，在山梁壁竟然刻有1000余幅岩画，图画个体达到4210个。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些岩画多以动物群为主，更符合世界已见岩画的早期形态。

　　一万年前，大麦地的地理环境和今天所见不会有太大差异，可能气候条件较今天优越，出现大量的羊群、鹿群，狼和老虎也不少见。至于骑马射猎的岩画，时代可能稍晚，大概在商周以后，这些岩画我们就不作太多的讨论了。

　　大麦地岩画是原始人用石头等工具创作的，由于石头本身粗糙，故画面多粗狂简洁，其实仍属于线刻画，只不过采用的工具粗浑结实，刻划线条的用力深浅不一，才造成今天的效果。如同我们选择刀具刻印章，用锋利的刀具刻牙章、角章、铜章，笔锋细腻娟秀，而用粗钝刀具刻制石章、玉章，则笔迹粗浑古朴。大麦地岩画属后一类风格。

　　大麦地岩画在艺术上造诣应称得上是很有成就的，寥寥几笔，就将事物勾勒清楚，且形象特征尽在其中，古人能轻易达到这么一个意境，今人摹仿大概也是很难的了。

　　关键的是大麦地岩画有许多是以符号形式出现，而且许多是抽象符号。正是这些附有抽象符号的岩画，至今是最值得探讨的。我们说了，岩画是表意图画。抽象符号已构成岩画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抽象符号的表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用汉文字的古老形态甲骨文、钟鼎文等去观察比较，等于是先将这岩画中出现的符号纳入后人的思维范围，即下了定义再去推断，这种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现在公认的古埃及文和苏美尔楔形钉头文字，都比汉字的古形态甲骨文早几千年，然而没有像汉字一样，仍然沿袭了原古文字的形态发展，保留象形、会意的特点，而是断裂了、死亡了，成了死亡文字。通过研究这些古文字来述说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意义就不大了。

　　据此，唯有研究汉文字的起源，意义才更深远。

　　正因为大麦地岩画的表意性，使它更接近语言符号了。

　　我们不能断言大麦地岩画就是语言符号，就是文字，就是甲骨文的前身，我们只能说大麦地岩画有可能是语言符号，有可能是文字，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或许有一天我们能找到更能说明汉文字甲骨文发生发展的新的实证材料，然而对大麦地岩画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它也有可能是甲骨文发生发展的一个实在的旁证，是一极有意义的参考材料。

　　大麦地岩画的规模、数量和表现手法，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对世界岩画来讲，也是不多见的。对于大麦地岩画特点与汉文字的特点，从文字学角度加以比较研究，尤其将那些形体相近的图画、符号分门别类研究，是有科学价值的。

　　对大麦地岩画进行除文字学以外的研究，领域更广阔。可以研究远古社会、艺术，更可以研究远古该地域的地理、地质、气候、动植物等，对今天、今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现今世界许多发现有岩画的区域，都开发成教育点和旅游点，联合国还专门设立世界岩画研究机构，重视人类的早期文明和早期文化，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今天的教育、经济，尤其是旅游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先人留给我的宝贵遗产，让它创造出更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