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我们这就跟你走

　　崔健 我们这就跟你走

　　客观地看，中国戏剧与国际戏剧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总有新鲜的元素不断推上世界舞台，如林兆华导演所说的：如果没有超越，戏剧就是停滞的。

　　-本报记者 韩雨亭

　　在今年9月25日，首都体育馆的崔健个人演唱会上，一条“崔健，我们这就跟你走！”的横幅，似乎证明了他仍然是很多人的精神领袖。

　　这让人想起《切·格瓦拉》上演的往事，一个看过《切·格瓦拉》的观众说，当时我真的想跟着“切”，立马冲到拉美丛林里去打游击，哪怕倒在血泊中。可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冷风一吹，又感到自己哪儿不对了，于是第二天依然郁闷如常，该干嘛还得干嘛。

　　见面的人习惯亲切地叫他“老崔”，以至于另一个姓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得不谦虚地称自己是“小崔”，没见面的人把他奉为“摇滚教父”。

　　开始，他很厌倦“教父”这个称呼，后来他自己也习惯了，麻木了，你叫你的，我干我的，无所谓，再后来他干脆什么都不在乎，因为这些东西统统都与音乐无关。

　　老崔老了，他的音乐更老到了，他甚至乐意让自己的音乐参与到欣欣向荣的新一代，但问题是，新一代的孩子们的偶像早已被周杰伦之流占据。如今，他与新一代的周杰伦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的唱词都那么含混不清，听清他们

　　“我不喜欢人们追随的只是我的歌词，我希望大家喜欢的是我的音乐”，原本想让别人把自己当成音乐家，没想到结果却被人当成了精神偶像，这不得不让崔健负重前行。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仿佛自己的心灵存在于他的音符中，只有通过他的嗓子和他拨动琴弦的手指才能呈现出来，像烟只能通过火来点燃。……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这是作家王朔阐述为什么愿意“跟崔健走”的原因。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在那个刚打开国门不久，面临着剧烈社会转型，《一无所有》让一群痛苦、失落、迷惘又无奈的青年们，终于找到了一种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在那个年代，没有再比摇滚音乐更适合的表达形式了。

　　老崔终归是老崔，如果没有他的存在，中国摇滚音乐的颜色肯定不会是红的。

　　即便在面临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叫嚣的年代，每当我们听到“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仍然能有力地表达我们当下青年人的精神状态。

　　不过，老保持一种颜色总会显得有些孤独，毕竟时代变了。事实上老崔本人也已由愤青顺利过渡到有产阶层，在一拨又一拨往前冲的年轻人眼里，他成了保守势力集团里的一员，哪怕他原本就不是。所以，老崔还要面临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里，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当然，不可否认地是，无论商业力量如何强大，我们时代还需要崔健这样理想主义者。

　　现在的老崔好像邻家大爷那样温暖，他总是这样站在台上对摇滚青年说：“过得好吗？”众声附和：“凑合”。

　　时代人物：前段时间，你说自己可能是一个“被滥用的符号”，为何发出如此感叹？

　　崔健：这只是我特别有针对的说法，是别人采访我时说的其它一些东西，所以，都忘掉了，我也没觉得它是一句让我难忘的话。

　　时代人物：当人们最开始把你尊为“摇滚教父”的时候，你有没有不适应感？

　　崔健：对于这个称呼我都已经麻木了，甚至我都忘了究竟在具体起源于什么时候。我想，别人这么称呼，可能只是对我所创作作品的一种肯定，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玩摇滚比我早，所以当大家这么老称呼我时，让我略微有一点尴尬。不过，我们是最早写自己的作品，同时又被大家关注的。

　　时代人物：这么多年来，人们都一直把你尊为“教父”，这意味着大家在你身上寄托了很多希望，你有没有感到不能承受之重？

　　崔健：我没有感到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压力，只是觉得有点尴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中国的摇滚乐还只是一种现象，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大家的文化生活，摇滚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还不知道。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都还有人开始说，中国摇滚乐已开始死亡。所以，当人们提到“教父”这个词的时，我都觉得有点可笑。或者换句话说，我其实什么都没做，却背负着这个名号，那么，这便意味着在中国摇滚乐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这个名称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时代人物：你的意义似乎不在于音乐本身吧。

　　崔健：是，可能大家更感兴趣的是我对社会现实所保持的一种理性的态度。这种东西并不是用一个音符便可以完成的，完成简单的音符随便一个普通的歌手都能做到。那么，就创作本身而言，利用音符这个大的公共平台传达更多的信息，可能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认为作为任何艺术都具有公共性，只是我们如何调动它而已，只是需要艺术家本人理性的，全面性的介入，可能在某一部分人的心里，我的音乐具备这种公共信息。

　　时代人物：这种所谓的“公共性”是不是仅仅是他们解读后的结果？

　　崔健：也没有啊，可能是听我音乐的这一代人成功之后，控制了一些话语权，他们对这个话语权的影响，可能也会造成这种东西。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他们上一代人的时代特点，他们还处在一种时代与时代矛盾的阶段之中。他们甚至觉得上一代人都已经老了，自己应当区别于上一代，上一代越高，自己这一代便越低，如果自己想越高，那么必须得把上一代干掉，还没想到去如何去共同维护上一代的精神遗产，把它变成一种可延续的公共价值。当然，这也与我们刚刚从政治文化走出来，第一次面临由市场形成的文化现实。事实上，现在人们真正能够站在风口浪尖上去享受市场发展机会，其实是非常小的，大家还要为某个机会去争个头破血流才能达到。

　　时代人物：说实话，你现在有没有孤独的感觉？

　　崔健：我觉得没有。现在的情况是，港台主导了文化主流，并与主旋律形成了互相配合的关系。我们其实两边都有一点关系，但又都两边都不靠，我们没有无原则地去调动对方的资源，但主旋律和主流他们都基本上调动了对方的资源，主旋律大量的融入了商业原则，主流又大都打上了主旋律口号，他们希望以这种互相配合的方式去影响大众的文化生活。现在，大众也开始发觉经济上的富裕，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与精神平台，我相信人们永远会有独特的精神需求。大家之所以觉得我很孤独，不容易，只是因为数量少，但我想只要这个社会有一天开了一个口子，会有很多我这样的人不断涌现出来。

　　时代人物：是不是说我们还没有享受到独立的文化生活？

　　崔健：我们现在所谓的独立文化生活，还是以消费形式的，还不是一种思想方式的消费。没有独立的思维方式，我想便无法拥有独立文化生活，其实，大众的特点便是这样，他们也不需要知识分子气过重的文化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些严肃性东西。不要认为娱乐便是大撒把，便是没有道德追求，事实上越是严肃的娱乐，越是接近生活上的，精神上的，甚至是宗教上的方式，越是对生活上的一种调节。甚至我认为，这几者之间必然产生平衡和互动，否则的话，这个社会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那些在用心思考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人，能站出来。现在以港台式高级的炒作，降低的是艺术门槛，它没有把真正好的东西拿出来，相反进行了变相地挤压。

　　时代人物：那你认为我们社会究竟需要什么？

　　崔健：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严肃的思考者，同时站在社会的公开场所里，来为大众提供一种出路。社会就像一台电脑，你硬件再好，如果没有软件，你很难提供很好的服务，这之间的就好比究竟是IBM影响了世界，还是微软影响了世界的道理一样。现在中国的主旋律看总政文工团，主流看港台，而恰恰这两者都没有达到老百姓所需要的诚实度，他们只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对大众进行洗脑。

　　时代人物：有人说你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杂种”，你怎么看？

　　崔健：哈哈，我觉得他可能理解的是我音乐创作中的多元素，我的音乐元素确实是全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