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激流中的康晓光(图)

康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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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种学问，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贫恰恰是从强者那里拿到一些资源，把它交弱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康晓光

　　1963年出生于沈阳。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

　　1998年，受聘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发展”。

　　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中国地区差异报道(报告)》(合著)、《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中国的道路》和《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等10余部专著。

　　-本刊记者 何干

　　今年9月28日，按公历推算，是孔子2556年诞辰。由官方主持的大型祭典，以山东曲阜为中心，在全球联合举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现场直播。出席公祭的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祭拜如仪，盛况空前。祭辞则以一种欣逢盛世的情怀对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表示衷心的颂扬。

　　如此高调的官方祭孔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去年的祭孔已经开始有了官方的性质，但规格要低得多。

　　在这个剧烈转型的历史时刻，这一事件很自然地被解读为具有文化以外的意义。

　　还在孔子诞辰的前一天，徐友渔即在媒体上对第二天的公祭活动表示了质疑和不安，认为举国同庆、全民公祭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嫌，于宪政和法理不符。

　　第二天，也就是祭典当天，鄢烈山接过徐友渔的话头，在大众传媒上表示否定祭孔的目的，并怀疑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真诚，批评康晓光以“儒教”为“国教”的主张，认为康晓光、蒋庆等人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在故作惊人之论。

　　近年来，在涉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在面对儒学，或者国学，儒教，或者国教的话题时，形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话题。共同的问题，不同的主义之间，往往尖锐对立。

　　原本，这些不同的主义都“在野”，局限于思想范围的操练，谁主沉浮尚属未定之数，也说不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但是，渐渐地，主流社会对它们的认同度明晰起来。批准成立国学院；允许公民个人以国学、儒家和儒教的名义公开活动；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国家宗教局局长出席挂牌仪式；直到公祭孔子。一个平等争议中的知识分子话题遂出现明显分野，“儒教”似乎已经引入主流社会，其地位也已经得以确立。这一开端十分引人注目。

　　而在主张以“儒教”为“国教”的保守主义学者中，以蒋庆和康晓光走得最远、最坚决。蒋庆偏居贵州山区，少有发言，惟年轻而活跃的康晓光的言论最富于刺激性，被引用和被争议最多，成为反对者的重点目标。在鄢烈山以前，学者张耀杰批评康晓光的文章，标题就叫做“妖言惑众，以笔助孽”！

　　儒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

　　去年11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对康晓光的专访。一个多星期后，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阐述了他的新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近年来，康晓光写下了《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九十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等大量的保守主义政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是这些论著的提纲挈领的版本。

　　在这次激情演讲中，他首先给出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判断。康晓光新保守主义是直接从对现实政治的剖析入手立论的，他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内在运行机制有过详尽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业已形成一种“精英联盟”，并且处于“精英联盟”的稳定时期，这一稳定带来了事实上的繁荣，也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剥夺，造成了广泛的不公，“‘精英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这一部分的康晓光，尖锐而激愤。

　　而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超越经济目标去确立新的政治体制。要实现这些目标，康晓光认为，不能走民主自由政治的道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有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因为它不一定能帮助实现社会公正，“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因为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更好的方案就是“仁政”，“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在此基础上，康晓光描绘了“仁政蓝图”。

　　康晓光以他鲜明的观点站到了新保守主义者的前列。

　　康晓光说他对社会的批判超过了很多自由主义者。他自嘲道：“有人说我是被‘御用’的，扯蛋！谁会喜欢我？”同时，他强烈的保守主义言论也被视为另一种激进，他查看了网络上的反应，是“叫好的少，乱骂的多”。

　　而各方面对他的看法，康晓光一再强调，说好的说歹的，各种荣辱毁誉，对他来说，都没有影响。

　　至于祭孔，其实早已悄然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传统仪式”了。只是在此之前，这类活动进入不了传统媒体的视野。去年，康晓光就去曲阜祭孔了，并且献上了祭辞。今年祭孔，他当然是高调支持，并且亲身参与。不过，不是9月29日，他是10月2日去曲阜的，他属于“民祭”。他们这一帮“民祭”的都是10月2日去的，9月28日的“公祭”没有他们。

　　在“民祭”典礼上，康晓光面前放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他做了《儒化：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继续发挥他的“儒化”主张。

　　对于媒体近日对他的批评，他认为：一是情绪化的多，不通过分析；第二点是，问题不在祭孔不祭孔，有的人是在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观点，“不是在骂我”。他说，“我感觉要是美国政府来祭孔，他们就不会骂了！”

　　“他们反对我的主要是‘国教’的说法。我是2002年就提出了，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坚持认为，宗教对于一个社会是重要的。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种学问，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经世济用，广义的宗教。”

　　沉重的扶贫

　　与绝大多数文化学者不同的是，康晓光是从现实事务中走出来的。这种历练对于成就现在的康晓光显然是很重要的。由于这里既有经历，同时也涉及很多思想层面的内容，采用他本人的自述比较忠实——

　　1986年大学毕业来到沈阳农业大学，报道的第二天就参加扶贫去了……开始接触贫困问题。1990年到了科学院，科学院跟广西是对口帮扶，号召和鼓励科技副职，我就报名去了。在广西呆了一年……

　　回来以后，写了那本《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在农村贫困研究方面，应该说还是最好的。

　　当时中国的扶贫战略一个是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一个是扶持当地的贫困人口。两个目标始终是混在一起的，指向区域和指向贫困户的目标不分开。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百分之十都到不了。我当时来来回回地跑，对于扶贫的运行，特别是知道了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的好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体会是很深的。所以，我们明确地提出三个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变，由以救济为主向以开发为主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其中特别强调扶贫到户。始终喊这个口号，在会议上，电视上，媒体里，不遗余力地喊。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获是意识到做事之难！

　　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的时候，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贫恰恰是从强者那里拿到一些资源，把它交弱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起诉”道德堕落和制度失灵

　　康晓光有两件事情，被遮蔽在日益高涨的国学和儒教话题背后。一件是扶贫工作，另一个就是他的一份“特殊的国情报告”。特别是后者，康晓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获得了广泛的注意。事情得从2003年7月说起——

　　当时他正在忙着为一项“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撰写总结报告，远离京城的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一个3岁的小女孩，只有一个单亲妈妈，6月4日，妈妈把她锁在家里，独自出去了。后来，妈妈因在商场行窃被扣留，又因吸毒被强制戒毒。17天后，这个无人过问的女孩饿死在家中。这就是著名的“李思怡事件”。期间，她的妈妈曾多次提出家中有3岁的女儿，要求安顿好再接受戒毒；也曾跪地哭求警察；在押解去戒毒所的路上，她用头猛撞警车车门。但这一切都没能改变李思怡的命运。办案警察没有按规定给她们家、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知情的住地派出所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家里一贫如洗，李思怡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已经褪色的绒熊玩具。

　　康晓光关注了3个月后，再也坐不住了。11月10日，他只身来到成都。

　　一个月后，一本惊世骇俗的专著——《起诉》，印出来了。

　　他把他原定的研究报告方案推翻了，这本书接续了那个贫困研究课题，重点放在追问道德义务和制度失灵。

　　“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康晓光提醒读者，他没有遵循冷冰冰的学术规则，使用了愤怒的诗性的语言。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康晓光写道。他以这本书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道德等层面为李思怡案“起诉”，并透过李思怡的悲剧检索当前社会弱者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部书稿在“考验了中国出版界的良心”之后，终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特刊”的名义，由康晓光自费印刷了3000册。

　　康晓光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但后来回味的时候，觉得非常值得，对他的一生都很重要。他甚至说，别看我做了多少事情，写了多少书，我一辈子有这一件事情都心平气和了。

　　康晓光分析道：“对于弱者的救扶，制度也有，机构也有，人员也有，经费也有，但是，当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像李思怡这样的人需要的时候，一个都没用。最关键的是人没人味儿。整个道德伦理全都把穷人抛在社会之外。我认为这也是二十多年改革以后，到今天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不仅仅是李思怡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最后，康晓光联系到了儒家思想。他说，“李思怡正好跟我女儿一般大。这个对我的刺激特别特别大。我看到我女儿就要想起李思怡，想到李思怡悲惨而短暂的一生，我就心如刀绞。这件事情使我对儒家的理解加深了不少。我真正体会到同情心，一种完全非功利的东西，体会到什么叫推已及人，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本身是认为人有亲疏远近的，但它并不是说，人就只关心自己亲近的人。所谓‘忠恕之道’嘛，‘忠’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通过这个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把仁爱普及到整个社会，最终达到一种大同世界。”

　　康氏脾气：火爆与温情

　　康晓光是一个争议人物。说不清楚有多少非议是他独特的个性和脾气招来的。

　　当他遇到“道不同”，不与你为谋的时候，他才没有耐心跟你浪费时间呢！他说话的方式基本上可以称为直来直去不加修饰。当他拉着他天生的长脸讨论问题的时候，仿佛他面对的只是问题，不是人。

　　今年8月，由文化热心人士信力健先生出资邀集的持不同文化观点的学者们在

　　康晓光发言不多，但他有3次发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天上午，在朱熹故居，盛洪讲完开场白，秦晖发言了，袁伟时发言了。康晓光接着说话。他的话立刻令人面面相觑。他冲盛洪说：“这是一个什么会？什么人都搞在一起，这种讨论什么用都没有。我们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再来跟大家讨论，现在建设性的东西还不多，还不到与各家各派碰撞的时候。这种形式的论道希望是最后一次。”盛洪赶快圆场，说讨论不一定要谁说服谁。

　　下午的讨论袁伟时在发言中提到蒋庆。康晓光接过话说，你不了解蒋庆，不要这样说。最后一次是一天晚上，轮到康晓光主持讨论。袁伟时在发言中又提到蒋庆，照例是这样开头：蒋庆先生不在，但他在这里，我也是这样说——这一次，康晓光的耐心全消失了，他更生硬地批评袁伟时，没有读蒋庆的书就不要这样说话！73岁的袁伟时立即回敬道：我读过。而康晓光就没有兴趣主持讨论了，请盛洪代劳，盛洪则一副长哥当父的样子接受下来。当然，后来康晓光为自己的态度道了歉，但康晓光总算让大家领教了他当仁不让的脾气。

　　这就是康晓光。没有人会怀疑他不加修饰的个性。他势必要为他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不时流露出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付出代价，在许多场合失去别人在第一时间喜欢他的机会。他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只是他不以为然。他说他喜欢独来独往，从来不参加各种年会学会，除非是同仁会，武夷论道这种“打乱仗”的会很少参加。

　　在武夷山，康晓光这种当仁不让的个性，还有一次表现。那是登山的时候，一位帮助会议做后勤的中年女性挎着一个包，康晓光注意到那个包的重量了，他请求她让他来。该妇女坚持认为那是她的义务。而康晓光差不多是以面对袁伟时一样的不可辩驳的神态请求着。相持之际，康晓光的表情也跟在讨论会上面对对立的问题时一样难以缓和。

　　2003年秋天康晓光在成都的出现，是李亚玲报道了李思怡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感动。

　　在去成都调查李思怡案之前，康晓光在北京给李亚玲打过电话。后者那段时间已经感到压力，不想再说这件事，也害怕再听那种一开口就泣不成声的电话。康晓光套了一阵近乎，没管用。李亚玲说，你来了我不会见你。

　　康晓光还是去了成都。给李打电话，回答说，在上班，没时间。他说，是我求你，我到你上班那里去见你。李那段时间最怕有人为这事到单位找她，立即回答说，不要来，来了也不见。傍晚，他到了李亚玲的报社楼下，再打电话。李出来了，叫他上车，说，好吧，你住哪里，我送你回住地。康一路求情，李无话可说。送到住地，该下车了，他坐着。突然，他哭出了声来，孩子似地哭诉：“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啦？”到此，李亚玲只得放弃顾虑，给予了可能的配合。

　　李亚玲说，康晓光是她见过的“最像孩子的大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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