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林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不久前“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言论引起舆论高度关注；《中国青年报
》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为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提供的14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
过10％的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丁学良“不超过5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
这个调查表明，曾一度在中国有“经济学帝国主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在公众中的道德形象已降至历史冰点——不
过我想，经济学家们是不会介意这种道德形象和信任率的，甚至会嗤之以鼻而视为“民粹暴力”。不是有经济学家说过“网络
就像公共厕所”，说过“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还说过“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
事”吗？
经济学家既不靠公众“民选”，又不靠公众发工资，所以公众的信任率触动不了他们的道德神经，这种信任率甚至会
起到一种反作用：使某些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民怨沸腾”，资本会付出更高的价格作道德补偿，经济学家
也会在习惯性的被鄙视中道德感变得麻木，在强烈的逆反心态中对抗大众舆论——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公众信任率是无效的，
笔者更在意政府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率。
所以在意政府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率，因为这个信任率能把握住经济学家的利益命门，能在利益控制中引导经济学家的
价值取向。
当下中国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在于与资本走得太近，以致资本与知识结成联盟损害公共利益。曾有媒体做过“经济
学家与资本关系”的调查，把近年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资本关系列了一个表，经济学家、任职企业、曾或现任职务、职务年
薪，利益关系一目了然。经济学家在“为利益集团代言”上陷得太深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
董事，享受着每家公司3万到20万不等的职务年薪。
我们要看清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为何会与经济学家亲近？这些经济学家，很多都在政府咨询部门中担任要职，他们的
言论对高层的决策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由于现实社会需要，一般政府智库中最多的专家通常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帝国主
义”的学科霸权下，经济学家拥有对社会政策最多的话语影响权。通过拉拢经济学家，利用政府决策对经济学家的信任，资本
拥有了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
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低信任率，实质上表达的是对许多公共政策“通过经济学家被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的不满。
经济学家当然可以漠视民意，但政府不能——通过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表达，政府看到了经济学家话语权滥用的恶果，看
到资本通过经济学家对决策施加的影响，将以理性的态度调整对经济学家的信任，控制经济学话语权力。惟有这样，才能扼住
经济学家的道德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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