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以收益率衡量人

　　□刘洪波

　　谈论国情的人们，终于将资源与人口问题，转到“国人素质”上来了。

　　中国的国情，历史上讲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同白胖和尚的肉，人人见了都想吃一口。鉴于资源现实，地大物 博如今不再被教科书提及。人口众多呢，比地大物博更早

地被认为是一种负担，人口应当减少差不多成了时代最强音。眼下， 有评论家在“资源贫乏，人口负担沉重”的认识之上，进一步做出“国人低素质是国情”的论断来。

　　国人素质低岂止是一种国情呢，按照评论家“当今世界，人口素质是最重要的国情”的断言，就应当说“国人低素质 是最重要的国情”。那么，每当想到“中国的国情”，大家就应当感叹“国人低素质”。又因为无论做什么事情，搞改革开放 也好，经济建设也好，民主法治也好，都必须依据国情，所以我们还应当推断，低素质国人只好进行低水平的改革，低水平的 建设，再加上低水平的民主和法治。

　　如此大哉伟论，有什么依据吗？我仔细看了评论家的文章，没有发现可以表明“国人低素质”的任何证据，也没有发 现“当今世界，人口素质是最重要的国情”的理由。哪怕相命先生还要扯扯子丑寅卯，“国人低素质是国情”竟然只须铁口直 断，岂非咄咄怪事？

　　如今“人口观念”高度发达，很多人想到“人”这个概念时，不太容易想到“生命诚可贵”，而想到“一张需要负担 起来的口”倒是驾轻就熟。这种观念或者有利于贯彻计划生育的国策，然而距确立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差距又何止十万 八千里。

　　评论家断言“国人素质低是国情”，文章中却一直拿“人口素质”来说事，在忧国的评论家眼中，“人口素质”与“ 国人素质”是同一个概念。计划生育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所谓“人口素质”，大致在优生优育的意义上使用 。“国人素质”，难道就是一个优生优育问题？评论家还在引用了“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后申说道，“一个国家建设 得好还是坏，管理得好还是坏，人口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里，人口素质却是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的。

　　确实，当今中国，满目所见，“人”不是被视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如同机器功率一般地作为“人力”，就是被作为一 个人口学概念，被视为一种负担，缺乏的正是人学意义上的生命主体认识。在人力与人口的视角下，人的本质性的理解被“贡 献论”和“负担论”所替代，对人的肯定被对能人的肯定和对“非能人”的轻视所替代。一些人想问题，已经站在比上帝还自 负的地方，他们不想见到这么多的人，而愿意设想，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人(当然是这么多的低素质的人，因为高素质的人是多 多益善的)来“摊薄我们的经济收益率”，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每当见到这样的人，我会想到

　　国人是国家的主人吧，却又会因为“低素质”而成为国家的负担，谁能在逻辑上把这个道理讲通？只有自视为家长的 人，才会把人用“成了负担”还是“作了贡献”来打量。只有将人力与人口取代了人，才会无视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人作为出 力做功的工具，进行货币化、产值化、利润化的衡量，从而产生一个人“不是先进生产力，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 的想法。根据这样的想法，理想国家应该由“能贡献”的“高素质”的人所组成，并为这些人所享有，一切没有受到良好教育 的、有身体缺陷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低素质”的人，应该清理出局，排除在理想国家的国门之外。如果这就是“现在我们应 该具备”的“实事求是、勇敢面对现实的自信力”，将不知有多少人要为这种思维的兴行而哀叹。

　　评论家说过“教育缺失型低素质”后，又说到了“道德缺失型低素质”，问题尤为严重的是缺乏法律观念和缺乏诚信 ，即“道德滑坡”。这又怪了，既云“滑坡”，自然曾处于“高地”，那么“道德高地”又在何时呢？为什么又滑坡了呢？发 达国家的法律观念何以牢固，社会诚信何以存在，难道是因为那里的人有着另外一种人性，还是有一种制度来保证人性中善的 因子被发扬？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民族而骄傲；除了法西斯政权，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美好社会时都不会 嫌“低素质人口太多”，而是把“好社会”的理想建基于所有人共同拥有美好前景的前提之下。

　　“人口素质高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差，可以搞得很好；人口素质差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好，也可以弄得一塌糊涂”， 哪怕不承认“制度决定一切”，至少应该说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原因可能多种多样，能够归结为“人口素质决定”吗？

　　福利国家据说容易养懒汉，有基本人道观念的国家都会对劳动能力缺乏的人实行国家救济，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缺乏 “摊薄的经济收益率”的“低素质人口”？一个文明国家，不会把人当负担和包袱，不会每个人都有一副用“人力”和“人口 ”来看人的眼光，不会用经济收益率衡量其国民，不会在一般意义上把人按素质高低进行区分，而是把人人平等内化为一种思 维习惯。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