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日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卖官书记”武保安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武有期徒刑15年。在担任翼城县委书记仅8个月的时间内，武保安受贿及拥有不明来源财产的总额高达500多万元。
武保安不是第一个“卖官书记”，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卖官书记”。他之所以“名动全国”，乃是因为其在官帽交易市场上创造了“8个月敛财500万”的纪录———如此骄人的“销售业绩”，似乎连前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这样的批发大户都未曾有过。
金融学者陆磊将腐败行为分为低、中、高三类：低层次的腐败是“雁过拔毛”式的流程腐败，即当事人处于交易流程的某个环节而发生的寻租行为，常见者如权力部门某些经办人员的“吃、拿、卡、要”等；中层次的腐败是资源配置权腐败，即拥有稀缺资源配置权的权力主体利用权力寻租，常见者如金融、土地等审批部门以权易钱等；最高层次的腐败是“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常见者就是“卖官”。
“卖官”者多是垄断最高组织人事权的“一把手”，“卖官书记”们剥夺了公众选择官员的委托权，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出售官位，其结果必然是同流合污者趋之若鹜而清廉自守者被挤至边缘。在武保安治下的翼城县，不送钱者的下场就是免职，而不惜血本的行贿者非但可以保住乌纱，而且官帽的尺码还可能越来越大。这样“逼良为娼”的官场逻辑之下，吏治败坏、污烂已成定局。同时，一旦卖官买官者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公共职位，除了追求个人投资的最大化，他们往往没有更多的雄心壮志。可想而知，当官员们一门心思捞回投资成本、扩大投资收益之时，哪会有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状况的积极性？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民生岌岌可危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而由于地方经济凋敝，当官的收益必然大于做其他行当的收益，其结果又将刺激更多的人涌入官帽交易市场，卖官买官之风更强劲，地方经济和社会民生将遭受更大的打击……考察一下那些卖官之风盛行的地区，腐败与贫穷相互转化、相互强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中央早就强调，“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卖官”行为无疑是用人腐败中最为恶劣的一种。无论从性质还是危险性而言，卖官都堪称为最高形式的腐败。对于这种最高形式的腐败行为，应当有最为严厉的惩治举措。首先，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使官位的授予权牢牢操控于公众之手，防范代理人侵害和剥夺委托人的权力，这是从源头遏制“卖官”腐败行为的治本之策———改变组织人事任免权过于集中的顽疾是刻不容缓的第一步。其次，加大对卖官买官者的惩处力度，让买卖官帽的代价远大于流程腐败和资源配置权腐败，这是打击卖官之风的有效措施———否则，武保安落马之后，难免还会有人“前赴后继”、打破他“8个月敛财500万”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