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

　　11月23日播出《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以下为节目摘录：

　　韩俊：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

　　人物简介：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他为取消农业税奔波了多年。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民”这两个字。1963年，他出生在山东省高青县的一个偏僻的农村里，从小聪明刻苦，记忆力过人，是村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原以为上了大学就离开了农村，谁料最终还是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博士研究的也是农业经济。他多次带队深入农村进行调研，直接向农民了解情况。他提出的大量政策建议，像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大中央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等均被采纳，他总是说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此更应该为9亿农民说话。

　　主持人：韩先生，我们知道您在农村部工作很长时间了，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您可以是专家了，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每年您都会花费一段时间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基层，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民的家中做深入的工作，听说前不久您去趟农村调研，这次去了什么地方？

　　韩 俊：前不久我们去了安徽做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调研。

　　主持人：安徽省我们知道安徽省是中国第一个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取消农业税以后通过调研你发现那里的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韩 俊：安徽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起源于安徽，今年的安徽在全省已经免征农业税，那么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了解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的改革、农村的发展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主要是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对一个政策研究部门来讲，准确的把握现实中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类似这样的调查我们每年都要做好多。

　　主持人：您这样深入农村基层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那么对于未来五年中间，农民朋友所关心的比如说农村的教育问题，农村的城乡环境建设问题、医疗问题等等是不是逐一能够给出一些详尽的答案。

　　韩 俊：对，我们这次调研跟农民朋友关心的问题是非常密切的，实际上这几年税费改革是解决了一个对农民少取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对农村多予，怎么样能够使农民真正富起来，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今天我也很高兴走进《中国经济大讲堂》，有这么一个机会与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

　　主持人：我想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热烈的期待着韩部长的精采演讲。

　　取消农业税带来什么？

　　韩 俊：我想首先从安徽的调研来谈起，在安徽调研期间我们选择了两个县，走访了很多农村，与很多农民朋友进行了座谈，在这个调研期间很多农民都给我们讲一个看法，农民讲的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最高兴的是农村的两项改革，第一项改革就是土地包干到户，这个改革也是起源于安徽，另一项改革就是全面免征农业税，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农业税制度我们起源于公元前594年，到明年正好是2600年了。那么这项改革对农民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说这项改革使所有农民的负担大幅度减少，实际上从明年开始就没有农业税了，是户户受益、村村受益。对这个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讲，一年可能交一百多块钱的农业税，他的负担感觉不是特别重，但是对传统农区的农民来讲，农业税的负担，对务农的农民来讲确实是非常沉重的，农民非常高兴说这个税费改革，显著地改善了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我想讲一个看法就是说取消农业税，这不是对农民的优待，也不是对农民的一种恩赐，应该是给农民一个真正的国民待遇，我们想一想我们城市居民要交个人收入所得税，我们起征点是多少钱呢，是800块钱，一年9600块钱，那么才可以要交个人所得税，农民的收入是多少呢，去年每个农民每个月的收入平均是245块钱，农民每个月务农的收入是88块钱，所以说过去对农民征收一种农业税，应该说不是非常公平的，所以说取消农业税真正是在税收制度上做到了对农民的一种公平的对待。

　　韩 俊：根据我们最近几年的调研，我想围绕着三个主题与大家共同做一个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全部免征农业税以后，农村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工业怎么反哺农业，也就是说怎么样让公共财政更多的来覆盖农村，怎么让各种公共服务更加深入农村，惠及农民。那么这几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农民听了以后感到欢欣鼓舞，这个口号就是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要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亿万农民，我们到基层调查，很多农民、很多基层干部说这个口号说得是非常好，说到农民的心坎上去了，但是现在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公共财政怎么样覆盖农村呢？有的基层干部讲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首先得让公共财政的太阳在农村升起来，通俗的讲就是说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钱从哪儿来，钱要花到哪里去？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公共财政的阳光要覆盖农村，就需要我们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对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不但是要调整增量，最近几年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教育、医疗、文化，新增的财政支出要主要用于农村，这就是国民收入财政支出结构增量的一个调整。

　　韩 俊：那么用到农村哪里去呢？一定要优先解决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关心最密切的一些问题，我们到安徽还有到其他一些地方调查，最近一两年我们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当前农民生产和生活当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答案是非常一致的，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医疗卫生，第三是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水利、道路，还有农村的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在农民看来，由于最近几年我们治理教育乱收费，特别是像安徽这样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搞义务教育的一费制，农民感觉到这个负担还不是特别重。但是非义务教育负担仍然是非常沉重的。

　　韩 俊：2002年中央就提出农村的义务教育要实行两个转变，由农民为主转向政府为主，过去的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农民在办，第二个是由乡政府为主转向县政府为主，所以说从2002年开始我们要逐步建立一种一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那么最近我们又决定实施义务教育的一费制，总的来看，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当中，中央财政包括地方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是在加大，比如教师拖欠工资的问题，可以说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进，这个问题在很多地区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义务教育不是说教师的工资发出去，它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义务教育在投入体制方面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安徽，我们看了很多学校，有一个学校的调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学校校长告诉我，前几年两级达标欠了四十六万块钱的债，学校跟建筑队签了一个十五年的还款协议，一年是还三万块钱，现在大家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主要是省级以上的政府承担的责任还不够明确，所以说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的提出，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那么义务教育不应该理解成为是家长的义务，更不应该理解成为是学校的义务，义务教育就是政府的义务，那么要保证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的讲十一五期间要实现免除学杂费的目标，而且对困难的家庭的学生，教科书的费用也要免掉。

　　韩 俊：那么接下来以后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农民朋友讲就是说看病不用愁。最近两年我们农村部就农村的医疗问题做了很多的调研，我们在座的有些同学，也参加了我们这个调研，农民现在最愁的是得病，尤其是得大病，所以说怎么解决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具体的政策。

　　韩 俊：从去年以来，我们选择了五个县对新型合作医疗的运行情况做了很多的调研，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非常欢迎的，另外一个，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努力进一步完善我们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以前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很多基层的同志讲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呢，是橄榄型的，乡镇医院的力量比较雄厚，，村这一块儿还比较弱，农民大量的到乡镇医院去看病，那么改革以来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橄榄型的了，乡镇医院在很多地方越来越萎缩了，所以说在十一五期间，为了真正解决农民看病不用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农村的新型医疗合作制度，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对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力度，比如说，政府可以掏钱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这方面中国是有非常好的经验，另外我们还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来改造这些村里面的卫生室，每一个村一定要有一个象样的卫生室，还可以考虑对村里的医生进行补助，因为他们也承担了很多公共卫生的职能。

　　城市如何带动农村

　　韩 俊：第二个话题就是城市怎么样来带动农村，城市带动农村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城市的发展要为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要为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创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一个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跨地区的流动，由“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进一步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也就是说政策演变是过去是不允许农民进城，后来我们是开始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可以进入小城镇，从限制农民进城，到默认农民进城，到发展允许农民进城，鼓励农民进城是我们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根据我们的一些预测，今后二十年，大约有三亿左右的农民要由农村转入城市，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迁移规模这么大，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过的，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对我们的国家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越来越一体化，这个手段是不灵验的，我们也不能够指望通过国家财政大幅度的来给农民补助，通过财政的这种转移支付，通过国家的直接补贴来解决一个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还要转移农民，还要减少农民，还要加快农民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的进程，那么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不可阻挡的一个历史趋势。

　　韩 俊：我们的政策，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有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我们废除了收容遣返制度，那么这个收容遣返制度，过去农民工只要没有身份证，没有就业证，没有暂住证，他就是被收容的对象，一个城市每年可以有十几万人被收容，现在这个收容遣返制度已经被废除了，过去农民工进城要办这个证、那个卡要交很多的费用。我们在这个大城市调查，我们发现农民要把所有的证卡都办全，一年要交四百六七十块钱，现在这些证卡的收入不合理的收费全部都被取消了，去年光这一项政府就为农民工节省了五十六个亿，减少了五十六个亿的负担，再一个，现在一些城市开始宣布取消这个就业证，取消一些不合理的证、卡，现在只有暂住证只有计划生育证了。

　　工业如何反哺农村

　　农村自身如何发展

　　韩 俊：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村自身怎么样通过深化改革，通过加快发展来激发来充分挖掘农村内部的潜力，来激发农村自身的潜力，我们讲要从根本上解决好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要带动农村的方针，讲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带动农村，丝毫不应该忽视农村自己的发展，从农村自身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要解决好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把握好一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第二要一定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来继续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我们今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他要继续依赖农业来维持他的生计，作为他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一方面我们一个方面继续要大力的做好发展高效农业这篇大文章；第三、一定要全面的开发，一定要重视农村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民的素质应该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大计；第四要把握的问题就是要继续深化农村的改革，通过改革，要激发农村自身发展的活力，我们解决三农问题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少取、多予、放活，我前面讲的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少取，怎么样多予，在放活方面改革的空间仍然非常大，首先在全部免征农业税以后，要推进农村的综合改革，农村的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特别是基层乡镇政府的体制怎么改革，这都是农村综合改革要解决的重要内容。

　　韩 俊：最近几年中央一致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什么三农问题是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啊？大家想一想，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的难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金融改革的问题，还有我们社会保障体制的改善问题等等，但是有哪一个问题比三农问题还难呢，那么三农问题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我们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要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最终要让农民跟市民一样，过上同样的日子，城乡共同富裕这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标志。这是今后我们二三十年时间里要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在中国是重中之重，是因为它是难中之难，所以说我认为中央把三农问题明确的界定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国情的，如果三农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怎么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呢？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我们怎么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呢？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呢？所以说最近几年中央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的重大政策的思路，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我觉得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的政策思路已经是非常的明确了，那么只要我们按照这些大政方针来制定政策，只要我们的政策能够落到实处，我们应该对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应该充满信心，我想今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制片人：姜诗明

　　主 编：赵 悦

　　编 导：李曼为 刘 萍(实习)

　　《中国经济大讲堂》播出时间：

　　11月22日至11月27日 中央二套 每晚22：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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