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感染者面临生存困境 首要打击是失去劳动力

　　本报记者 张华侨报道

　　收割的玉米秆随意扔在地下，夹杂着灰尘与腐烂的气味弥漫在村子周围，而那些破旧将要倒塌的房子门前，坐着艾滋病感染者，他们暗淡的目光和麻木的表情，让人看不到一点活力闪现，一切仿佛被萧条和冷漠笼罩，这是2005年11月17日，记者到河南某村子采访时看到的情景。

　　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

　　现年36岁的老阮应该是青年时期，但经过艾滋病的袭击他的面容变得非常憔悴，全身瘦得如同一根木棒，再也无力承受生活的重担，而抱在他怀里吃着零食的3岁女儿，却全然不知父亲正被艾滋病一步步拖向死亡的深渊。

　　老阮对记者说，他从1986年就开始卖血，10多年下来大约他卖了100多次血，每次能得到40多元的报酬，就是这点钱似乎增加了他在黄土地上的收入。但2002年他感到胃很不舒服，到

　　当时他对艾滋病没有什么认识，不知这病会带来什么危害，因而他不感觉到害怕。但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他的身体垮下来并失去了劳动能力，原来种的5亩地不得不交给他哥哥耕种，只能得到一点口粮，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开支他捡起了废品。

　　过去他住的是草房，1993年他靠卖血以及其他积累的4000多元盖了10多平方米的平房，而10多年过去了房子还没有粉刷，地下还是泥土。房内一张床是他和3岁的女儿睡在一起，除了一台彩电以外，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他享受到的不是盖新房子的喜悦，而是感染艾滋病后的痛苦挣扎。

　　更为不幸的打击是，老阮感染艾滋病后，妻子和他的关系变得很冷淡，很少在一起说话，最后也许是妻子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抛下他和孩子改嫁他人，留下他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大女儿在上小学，抱在他怀里的是三岁的小女儿。

　　2003年老阮得到了政府发放的免费药品，才阻止了身体进一步走向恶化。2005年政府还给贫困感染者每月12元的补助，按他家4口人每月能获得48元的补助，但他说这点钱只领了两个月，以后去拿时当地官员却说还没有发下来。

　　尽管老阮感染了艾滋病，但孩子每学期还交100多元的学杂费，今年他已无力为孩子交杂费。贫困使他3个月吃不上一块肉，每天是面条或馒头，有时一天他不吃饭。今年他父亲过80岁高寿他尝到了吃肉的滋味。失去了劳动能力后，他80岁的父亲无奈干起了沉重的农活。

　　面对病痛，老阮说他无力把握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面临与死神的相遇，只有活一天是一天，但他希望能再活10多年，以便能看着女儿长大能够独立生活后，再离开人世时他的担心才能完全消除。

　　老阮说卖血感染后，没有人告诉他这就是艾滋病，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对他人感染，以致有些妇女传染给孩子。直到2002以后大面积的暴发才被检查出来是艾滋病，而这个时候有些村民已经被艾滋病夺走了生命。

　　与老阮同在一个村子的老法也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现年37岁的老法被艾滋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变得像一个虚弱不堪的老人，他说刚开始出现感冒咳嗽，吃药没有效果，他不知道艾滋病在他身体潜伏已经开始发作，等到被检查出来是艾滋病时，生活对他来说几乎是一片黑暗。

　　虽然过去老法靠卖血的钱维持生活开支，但感染艾滋病后他不仅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且因艾滋病背负着几万元的债务，两个孩子在上中学面临着无钱可支付的困境。过去种地他年收入不过2000元，他在当地一位乡长开的砖厂务工被烧伤后，法院判决赔偿他7万元，可几年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如果说老法的父亲20多年前盖起了青砖房，那么经过艾滋病的打击他变得一贫如洗，如今他和老伴、孩子住的是一间草房。虽然屋子内点着一个日光灯，但还是显得很昏暗，除了一张床以及吃饭的桌子以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而用土砖搭起来的厨房墙壁破裂即将倒塌。

　　现年34岁的老发在1996年参加卖血，刚开始出现身体不舒服，他还不知道艾滋病正在对他发动袭击。当他真正知道这是艾滋病后感到很害怕，但仍然不知道这病应该如何控制。他的房子是父亲留下的。

　　与屋子门前飘满黄叶和扔下垃圾长久没有清除相比，他的眼里已经看不到一点对生活的希望，仿佛生命已经不属于他所有。

　　记者还在老阮所在的村子了解到，感染者家里穷得只有床和简单的用品，值钱的就是一台黑白电视，父母和孩子睡在一张床上。还有些家庭的感染者没有被发现，他们可能在黑暗的角落里被病痛折磨，并在挣扎中离开人世。

　　那些背负着父母感染艾滋病痛苦的孩子，走进学校面临的也是屋顶漏雨、教学设备简陋的环境，只能上语文、数学，而音乐、美术、体育几乎接触不到，许多学生睡在由木板搭起来的通铺上，这样恶劣的教学条件更不利于这些孩子成长。

　　谁来给他们提供援助

　　在当地开展艾滋孤儿援助、带着记者一起去老阮村子的杜宇说，这个感染艾滋病的乡村人多地少，而且是沙碱地，过去在当官员宣传发展血液经济的吸引中，村民卷入了卖血的浪潮中，他们用卖血换来的钱首先盖起了房子。

　　感染艾滋病后，村民面临的第一个打击是失去劳动能力。土地是村民唯一获取收入的资源，而没有劳动能力意味着无法耕种，出外务工又受到歧视。外村人路过感染艾滋病的村子时，还捂着鼻子害怕从空气中感染。村民种的菜也无人购买。经济收入的减少直接导致家庭陷入贫困，它可能危及到孩子失去教育的机会。

　　有些家庭的孩子，在父母感染艾滋病失去劳动力后不得不退学回家务农，这使一个家庭在低素质中，更难以谋求到新的生存资源。而回到家的孩子看着父母吃药打针，直到在病痛折磨中离开人世，他们会在内心发出疑问：为什么父母要卖血？为什么得了艾滋病？这些疑问孩子难以得到解答。

　　感染艾滋病还对青年人的婚姻带来了打击。因害怕感染外村的女孩子不愿意嫁进来，导致男人娶不到媳妇，同样外村男青年也不愿意娶感染艾滋病乡村的女孩子，这样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年只能与本村人结婚。这种歧视使感染者所在的村子似乎变成了一个孤岛。

　　杜宇说，1992年至1995年是感染艾滋病的一个潜伏时期，到了1995年以后就是一个高峰暴发时期，有些村民因此离开人世或者在病痛中承受10多年的折磨。他发现一个3000多人的村子，就有370多人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虽然感染者在2003年以后得到了当地政府免费发放的药品，降低了死亡率，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感染者面临的恶劣生存环境。危机发生后，当地官员麻木的灵魂才被触动，他们对那些感染比较严重的村子修路、打井提供药品，但这种援助只是在小范围，还不能给那些急需要帮助的庞大感染群体提供支持。

　　2005年9月杜宇去看望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他为感染者的孩子找到了愿意提供援助的人，可过了一个月也就是10月，那位病人就离开了人世，他遗憾的是未能让病人亲眼看到孩子得到救助。

　　杜宇说，感染艾滋病的村民比较分散，难以掌握到病人的真实感染情况，有些感染者不相信外来人，也不告诉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害怕给孩子带来歧视，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乡村，不相信天上会掉下一个馅饼。

　　当杜宇等志愿者进入老阮所在的村子，给孩子提供了帮助并扩散后，有些感染者消除了对他们不信任的疑虑，而主动找上门来请求给予援助。除了给老阮所在村子的儿童提供援助以外，杜宇等志愿者援助的儿童涉及到60个村子，大约500人。

　　杜宇说，他是自愿到乡村去帮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为调查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到乡村后他住在一家感染艾滋病的家庭一起吃饭。他感到对那些因父母感染艾滋病陷入贫困失学的孩子提供帮助，使他们再回到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心中能得到一种自豪和满足。

　　与记者同行的热心公益的杨本华先生为艾滋村的儿童带来了一些学习用品和礼物，表达了他对孩子们的关心。

　　为了给艾滋病受害者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李丹在遭受到三次毒打以及其它威胁的情况下，仍然痴心不改，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点燃希望的火焰。

　　相关专题：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