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李丹：拯救艾滋受害者的艰难选择

　　李丹：拯救艾滋受害者的艰难选择

　　本报记者 张华侨

　　李丹，北京人，一个关注艾滋病的志愿者。

　　“刚开始，我只是向公众发一些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材料，并为这种参与感到满足，但1998年我从一个光碟看到艾滋病感染者遭受折磨并受到歧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悲惨遭遇后，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加入到一家民间机构想为感染者提供一些帮助，而三年过去了却没有感染者能够勇于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李丹说。

　　真实的状况触目惊心

　　当河南一些感染

　　他向村民了解到，过去村民在结婚或死亡人时举行的仪式很隆重，还有村民出来帮助死者家属抬棺材，而在发现了艾滋病后，当地官员要求家属尽快将死者安葬以防扩散，一个老人在儿子感染艾滋病死亡后，害怕感染的村民不去给这家人帮助，无奈中老人只得用席子将儿子的尸体卷起来，独自扛到田野挖一个坑埋葬。

　　这件事给李丹一个很大的触动是，一个人感染艾滋病生前没有得到尊严，去世仍然不能享受到尊严，尤其是病情爆发后，没有组织向村民提供援助。

　　由于村子处于封闭中，在感染艾滋病后，村民对预防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那些已经死亡的村民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艾滋病造成。而谣言使当地人认为西瓜的红色是艾滋病人注射的血液，吃了以后会得绝症，这导致当地的西瓜即使卖几分钱一斤也无人购买。

　　他到一个老太婆家里，问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老人沉思了一会对他说，对生活感到很绝望，唯一的希望是由于父母去世留下的孩子，能上学并有饭吃。看到这些情况，他劝村民到北京将真实的情况反映给卫生部门，并愿意给感染者提供救助，可村民说没有能力迈出这一步。

　　“那些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和我在一起抽烟、喝茶、聊天，等我再来时发现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可能活不了多久，这种痛苦的感受不断地萦绕在我心中，推动我下决心要帮助感染者摆脱不利的生存环境。”李丹说。

　　在李丹的帮助下，曾经害怕的村民终于鼓起勇气，将感染艾滋病的真实情况以及照片等材料，由他递交到了卫生部。半年后，那个向卫生部反映感染艾滋病的村子，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援助，李丹知道向卫生部递交的材料起了作用。

　　但李丹感到这不是一个村子感染艾滋病的问题，而是许多村子感染的情况却不被外界和有关部门所知，而且反映情况，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庞大感染群体面临的生存危机。他要撕开这个被封闭的口子，让公众能知道感染者的真实遭遇。

　　为此，李丹设立了东珍纳兰援助艾滋孤儿的项目，意味珍惜生命关爱感染者。但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也没有资金，他只能怀着热情去找一些愿意捐资艾滋孤儿的人出资，由他将钱交给感染者。

　　为孤儿办学遭遇关闭

　　由于李丹是外地人，进入艾滋病村子很敏感，容易引起他人的怀疑，甚至有警察赶来盘问，为方便援助，他通过当地人将钱发给村民，第一批救助了20名儿童，每人得到了100元，但他很快发现，钱发到了并不最贫困的家庭，一些外出务工的人也得到一份钱，真正需要得到援助的儿童却没有分享。

　　由此，李丹感到这不是一个援助艾滋孤儿的有效办法，他在河南一个城市办了一个孤儿院，收养了两名艾滋孤儿，但他很快面临着这两名孤儿无处上学的困境，他找到一些学校表示愿意给孤儿的上学出寄读费，但对方一听说是来自艾滋病家庭的孤儿就一口拒绝。他们害怕这些孤儿来了以后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转。

　　后来，李丹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找到当地一所回民学校的负责人，校方直问他这些孩子从何而来，他如实告诉校方，这些儿童的父母因感染艾滋病离开了人世，希望能让孩子得到教育。校方听完他的介绍后说，上级有规定，感染艾滋病乡村的孩子不能跨地区上学，应该在当地接受教育，即使让这些孤儿来上学，一旦学生或家长知道有来自艾滋病村子的孩子，就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不断地遭到拒绝后，李丹感到要改变孤儿的命运，除了办孤儿院以外，必须还要给这些孩子办一所学校，2003年11月，他利用当地一座废弃的学校办起了小学，20多个学生他请了4个专职教师和另外两个志愿者。

　　办学之前，李丹向当地教育部门打了招呼，但半年以后他为艾滋孤儿办学的事被媒体披露后，当地政府不仅不鼓励他，反而指责他办艾滋孤儿学校，让外界知道当地有感染艾滋病的人而有损当地政府的形象。结果当地官员以非法办学的名义，将他的学校关闭并将孩子接到孤儿院。

　　接走孩子之前，李丹要当地政府写下协议书，以保障这些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但他看到自己办的学校是在社区，艾滋孤儿不会感到自己被社会排斥，而孩子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接走安排到艾滋孤儿院后，与城市离得很远，人为造成他们与社会隔离并带来孩子心灵上的伤害，事实上一个孩子进入艾滋孤儿院后就感到情绪低落，最后不得不离开。

　　“为了让艾滋孤儿得到教育，我再次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主管官员对我冷漠地说，即使你办学手续很齐全也不能批准，因为当地已经达到了普九的标准，如果你办起艾滋病孤儿学校，那就等于让外界知道我们的普九还没有达标，如此一来就有损我们的形象，这也是上级领导不能同意的。”李丹说。

　　即使遭到毒打也不放弃

　　由于不忍心看着艾滋孤儿失去教育，李丹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不同意的情况下，执着地在当地一个乡村办起了学校，但当地有关部门发现后迅速出动人力将孩子抢走并关闭学校，村民看到这个情况将关学校的人赶走。

　　几个村民由此被抓，而此时正是2004年世界艾滋病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听到河南感染者被抓的消息后公众感到很愤怒，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当地政府不得以取保候审将村民放回。

　　2004年8月9日，李丹去看望放回来的村民时，跟进村子的人将他和志愿者拉上汽车向县城开去，凌晨3点他们被强行带到一家旅馆居住，第二天他要找当地政法委书记，监视他的人答应却把他们拉到城外。

　　看到情况不对，李丹要求停车并走下来，对方将他们按倒扔到汽车上，同时对他发出威胁：要是再到艾滋病乡村就将你们打成残废。听到这个威胁李丹感到有些害怕，但想到那些感染者在死亡线上挣扎，失去父母的儿童得不到教育，他觉得自己不能走应该留下来。

　　但有几个人冲上来将李丹打得鼻青脸肿，打了大约20多分钟，旁边的一位警察才过来干预，并将李丹等人带到派出所询问，作了笔录离开后，他发现警察对打他的人没有作讯问，也没有作处理。

　　第二次李丹被殴打是在当年8月27日，他派志愿者去艾滋病村子给孩子送学费，刚进入村子就有跟踪的人将志愿者拉到一片小麦地将财物抢走，得到消息后，李丹和志愿者到有河南省官员驻守的一个乡村，想找领导解决他们被抢的事。

　　“我们到村子找领导解决问题时，却不料有几个人冲上来将我的眼镜打得粉碎，随同去的志愿者也被打得头部流血，我向警察报案，可警车走到半路说有故障。但我们被打的事还是惊动了当地县政府领导，他们不希望我们被打的事传出去。面对当地有关领导，我们说希望将援助艾滋孤儿的事做下去，却没有想到人身权遭到了侵犯，可当地领导对我们的请求不仅不给予支持，反而要我们写悔过书。”李丹说。

　　援助艾滋孤儿两次被毒打后，第三次李丹也没有避开，一个晚上他和援助艾滋孤儿的志愿者，在当地租的房子讨论事情，到半夜时外面有人在急促敲门，他打开门后冲进来的人说是居委会的人，指责李丹在屋内搞非法活动，并偷走了附近的自行车，不由李丹分辩，来的人挥着拳头向他们打过来。

　　面对危险李丹急忙报警，赶来的警察将他和志愿者带到派出所作了笔录后，却不去询问打他们的人，反而劝李丹立即离开当地，不要再去艾滋病村子，而回到住处门外还有人在盯着他们。

　　在艰难中前行

　　接连遭受到几次人身威胁后，考虑到人身安全以及为了将拯救孤儿的任务进行下去，李丹搬迁到河南另外一个城市，他向当地教育等部门说明了自己援助艾滋孤儿的愿望，对方没有表示支持只是默认。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李丹采取了只做不说，而且他与华夏慈善基金达成了合作，华夏负责筹集资金，由他收集艾滋孤儿的信息并将钱发给村民，有了这种合作，李丹感到援助孤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我们的行动得到了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他们计划给我们提供40万元捐助去帮助艾滋孤儿改变命运，这对于推动我们走向专业化援助有很大的帮助，但工资低难以吸引到专业人才，而没有优秀人才的加入一些慈善项目难以开展。”李丹说。

　　至于下一步的目标，李丹想搞培训让村民主动去帮助他人一起摆脱贫困，而现在村民只是将他的帮助当作是恩人施恩。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尽管志愿者对艾滋病人作了很大的贡献，但当地政府对他们还不信任，甚至持有不欢迎的态度，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也不公开，这些加大了援助艾滋孤儿的困难。

　　更让他顾虑的是，虽然政府给一些艾滋病感染者免费发放药品，但用药引起的过敏反应，使感染者停止服药后不能起到阻止病情加重的效果，而乡村医生素质很低，也不能给感染者提供有效的治疗。

　　卫生部伦理委员会首席专家邱仁宗说：“防治艾滋病，帮助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必须有NGO参与。在艾滋病防治上，如同环境保护一样，政府不可能将所有工作包下来。在世界上，凡是在艾滋病问题上发挥NGO作用好的国家，那里的艾滋病蔓延的势头就得到了控制。”

　　相关专题：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