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陈暗战20年

　　张陈暗战20年

　　张陈暗战20年，是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版图中从无到有的历史。他们二人的对峙乃至对决，是过去20年、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影坛的主旋律。

　　文/朱坤 陈艳涛

　　出生于1951年11月14日的张艺谋其实只比陈凯歌大一岁，具体地说，只有9个月。但这早产的9个月却几乎改变他用一生——人并非生而平等，这一点当他带着他据说是卖血换来的摄像机、11次上华山拍出的摄影集，以超过6岁的年龄，面对北京电影学院考官严苛的目光时想必深有体会。那是1978年，10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这个出生于西安、有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和若干“台湾关系”、在农村插过队、做过国棉工人的大龄青年终于有机会与生于京城电影世家，家境优越的陈凯歌、田壮壮站在同一起点上。虽然他的专业才华让人满意，但他的年龄还是让他被拒之门外。当时27岁已颇通世故的张艺谋给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写了一封信，后来在黄镇的直接干预下，张艺谋虽然有惊但是无险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这样的不公与白眼并不是张艺谋人生中的第一次。更早之前，家庭出身不好是他整个不愉快的童年和

　　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倪震这样评价张艺谋：他更情愿从生活、从直觉出发来拍电影。陈凯歌、田壮壮也都下过乡,但张艺谋的下乡和当工人还是跟他们不同,他的少年经历已经平民得不能再平民了，不可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他同周围普通人打成一片的能力，几乎是与生俱来。他又是拿照相机出身,习惯面对具体的东西，所以做作品不是往上提，而是不断地往土壤里靠。

　　这种对电影极度工具理性的实用式理解直接决定了他日后导演方式的转变。当1990年代田壮壮因为“文革”题材而屡屡触礁，陈凯歌自闭于自己的精神母体不可自拔时，张艺谋却总能趋时而动，“对电影的思考与时俱进”。正如1999年他在一部公益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中所说：“无论是考电影学院还是转导演，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出路，谈不上对电影或导演的‘热爱’，而一旦选择了，我就想把它干好。”张艺谋原名张诒谋，因为这个不通俗的名字经常被同学叫错，张治谋、张冶谋，有时候干脆就是张台谋，弄得他很尴尬。到后来，插队的时候，他有了一次拿户口簿改的机会，他就把诒改成了艺术的艺，当时也完全没有要投身艺术的想法。但就是“艺术的艺”了。1971年，他被分到陕西省陕棉八厂当工人，张榜公布工种时，有人竟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工人们都笑，人家家里又不是放电影的，干吗写人家是张银幕？张艺谋、张银幕，日后有大师告诉他，你这都是命。张艺谋的回答是：也许吧。

　　当同龄的张艺谋正在“不为艺谋，为稻粱谋”找寻出路时，出身好得多的陈凯歌却已经开始酝酿他日后的母题和形而上玄思。他的父亲陈怀皑,曾凭《杨门女将》和《铁弓缘》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还曾和导演崔嵬一起导演了名片《青春之歌》。陈凯歌的妹妹陈凯燕比哥哥小两岁，根据她的回忆，她在刚刚进入北京西城师范附小时，班主任第一次在班上点到她名字，停了下来，仔细而严肃地看着她问：陈凯歌是你哥哥？很快她就明白了，陈凯歌作文之好全校闻名，他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各班传阅。

　　陈凯歌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一所精英云集的贵族学校。他这样描述他的同学：“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极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这些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所仅仅能做的。”——事实上，他也是其中之一员。

　　本来立志于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凯歌落榜之后才转投电影学院，退休了的电影学院教授周传基至今记得陈凯歌大学时来找他谈论文学时的场景，在他印象中，陈凯歌“文学底子最好，口才也佳”，而且整天谈论的都是“国家、民族、社会将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正如田壮壮所说的，那时“叙事根本就没进入我们的视野”，在陈凯歌眼里，影像不是用来叙事的，影像直接传达着导演的思想观念，体现着精英们对历史和文化的沉痛反思。陈凯歌对技术的轻视，与他以及整个1980年代人文知识界对实用主义的鄙视息息相关。若干年之后，当张艺谋声望日隆俨然“国师”时，江湖上仍流传着陈凯歌的一句不屑：丫不就是我一摄影师啊！于是就有了那个著名的段子：在《孩子王》里，一把砍刀放到桌子上的特写镜头，陈凯歌更是在导演分镜头本子上注了整整一页纸的内涵阐述，拍《黄土地》时，陈凯歌给扮演翠巧的演员说戏，说你肩上担的那不是水，你肩上担的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

　　现在看来，早在1978年张陈二人进入电影学院读书时，27岁的张艺谋与26岁的陈凯歌的基本人生启蒙与性格模式已然确立，他们日后四年所学习和将来所历练的，不过是将这一成型了的模式扩充、放大、实践再实践而已。谁也料想不到，这两个背景迥异、性格不同的年轻人日后将改写中国电影甚至世界电影的历史——而他们身上糅合着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乡村、知识分子/民间精英、思想/技术、工具理性/理想主义、民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种种元素的彼此斗争与互相依存，更成为中国当代电影文化图景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章。

　　1978—1982：恰同学少年

　　1972年2月出版的《女性家庭月刊》(Ladies Home Journal)的封面引起了全球观察家的注意。封面上，美国第一夫人佩特.尼克松(Pat Nixon)穿着中式旗袍，标题是“风华绝代的中国风”(Opulent Chinoiserie for grand evenings)。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他历史性的中国之旅。

　　这是西方开始重视中国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文化热蔓延到欧洲。前《时代》杂志记者Richard Bernstein曾在《来自地心》(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一书中形容道，“中国大陆在1972年对美国人开放后,已成为世上最时髦的去处之一。成千上万的记者、名人、政客涌向这个一度严密封闭的地方。服装设计师、女影星、反俄的欧洲保守派内阁成员、有志革命的青年、电影制片家、上流社会富豪、运动员、经济学家、小提琴家、国际银行家、石油领袖、资本家，以及一批又一批的普通游客络绎不绝。这些外国访客的每一步几乎都被受过专门训练的导游、经理人控制,然而,还是一部部书籍、纪录片、电视片推出。好像每个人都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传播自己所发现的中国似的。”

　　在这样的国际消费中国文化热的大背景下，据统计，1978—1982年国外举办的中国电影展不下30场。但那些陈旧的传统中国电影却很难让人满意。对西方观众而言,传统的中国电影缺乏真实感,无法摆脱戏剧和文学的表现形式,和现代电影理论与技巧脱节。

　　同样地，这段时期学于电影学院的张艺谋陈凯歌也不满于现状。陈凯歌曾经洞察先机地对张艺谋说：我们这届的153个人里，你最是心比天高。但张艺谋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我们一届同学一共153人，至少有100个都有雄心壮志。那是凯歌后来抬举我。”

　　张艺谋清晰地记得1982年，田壮壮带着他们拍一个短片《小院》，这部片子汇集了8个摄影，8个美术。张艺谋只分到其中两三分钟。为了看管摄影器材，张艺谋和侯咏、吕乐，晚上就睡在新街口的院子里。同窗四年，快毕业了，那天晚上几个人才谈起了理想，张艺谋说，将来想当导演。当摄影师太被动，你的主意再好,技术再精，也是替人家拍，体现人家的思想。侯咏完全没有别的念头，就想当个实实在在的摄影师，拍成一批非常棒的电影。而吕乐说他将来就想出国，到国外好好研究别国的电影文化。毕业不久，三个人的梦想都达成了。

　　张艺谋回忆起的大学岁月，他一直在“很小心地做人”。“我是属于那种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总是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生，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地看到我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电影学院教授周传基给张艺谋上过课，但他对张艺谋却几乎没印象。成名后的张后来说，周老师你的课我都听过。但周的回答却是：对不起，我不记得。

　　虽然低调，但没有谁可以忽视他。在他的同班同学赵非(后来曾与张艺谋合作《大红灯笼高高挂》，担任摄影)记忆中，张艺谋入学时拿的那个装裱精致的影集，曾是同学们反复观赏欣羡不已的东西。大家三五成群去了一拨又一拨，到他的宿舍里看他的照片，总也看不够。同学侯咏甚至因为有作品受到张的赞赏而得意不已。

　　而当时的陈凯歌，更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形象好，风度佳，口才更是一绝。后来与他结婚的洪晃回忆起他说话的表情：“丫是真能侃，再枯燥的事儿，到了丫那都能说成个花似的，你不服也得服。”

　　1984—1987：走向世界

　　毕业时，张艺谋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陈凯歌则留京，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

　　张艺谋首次在影史留名，是在张军钊导演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中，这部作为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影片，深深打上了张艺谋的印记。也正是由于这部片子的成功，使得张艺谋他们得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领导的器重，让远在北京的陈凯歌等人过来投奔，才会有《黄土地》的诞生。1984年的《黄土地》至今仍是难得的佳作。在《看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特刊上，“百年百部佳片”榜中，前三名唯一一部彩色电影就是《黄土地》。洪晃描述她第一次在北京天桥影院看《黄土地》时的情形：“整个人被震住了！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也开始拍这样的电影了，感觉如同看见一残疾人用脚画画，首先是惊奇而不是其他，太牛B了！”外国评委与观众看见《黄土地》的第一印象想必也如此。

　　这部陈凯歌导演的划时代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张艺谋印记，祈雨、嫁女、腰鼓等场面都是日后观众所熟悉的张艺谋风格，而非陈凯歌风格。1985年陈凯歌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秦国人》里说到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张艺谋已经显露出来对画面形式感的执着追求。有个镜头是一个占据画面四分之三的山梁，山梁上需要有条略带之字形的小路。那条路是摄制组全体用脚踩出来的！因为张艺谋找不到构图合适的山梁，于是决定全组人用卓别林的脚步在那山梁上来回走，历时四个钟头，路成了。而全组人鱼贯上下的时候，张艺谋还要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

　　在当时的社会情态之下，中国电影《黄土地》在国际上的获奖，与当时体育界的突破(类似于女排)一样，成为一种振兴民族精神的工具，它有效地满足了中国人当时“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虚幻梦想与国际化图腾。正如学者尹鸿所说：“当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由于经济、政治的弱势而缺乏充分的自信时，国际化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它意味着通过国际认同，能够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所谓国际‘他者’参照来评价本土化文化的大众乃至社会精英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暗示，对于电影来说，就是通过国际化使电影制作者获得一种想象中的世界性声誉和地位，最终使影片获得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国际、国内市场，同时使电影制作人获得一种投资信任度以从事电影再生产。”

　　同时，这部电影及张艺谋后来的电影《红高粱》很好地满足了国际对中国的想象。电影学者尹鸿曾经这样概括过“第五代”电影的意义：自从有了“第五代”，世界电影史在提到亚洲电影时就不再只是日本电影和印度电影了。之前，世界电影史对中国电影的描述，仅限于李小龙与胡金铨。

　　周传基到现在还记得，当初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三人在他的陋室激烈讨论《黄土地》时的情形，但这种三人合作无间的情形在《黄土地》之后迅速土崩瓦解。周传基还认为，如果这三驾马车能继续合作，他们的成就将远比现在高得多。“《黄土地》之后，有了点成就，三个人都想独自当导演。掰!这就是现代年轻人最大的本事。这是第五代，也是所有中国年轻人最大的毛病。”

　　1986年，《大阅兵》成了最后一部同时有两人署名的电影。今天，在回答与陈凯歌的合作以及为什么分崩离析的问题时，张有些避重就轻。“第五代出道初期，都是团队作战，那是非常让人难忘的一段时光，但那种团队作战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电影走向真正个性化、多元化之后的必然。”

　　可以说，直到1987年拍出《红高粱》之前，张艺谋一直活在陈凯歌的巨大阴影里。而直到《红高粱》，张艺谋才能真正扬眉吐气，与陈凯歌一较短长。《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认为：“《红高粱》是张艺谋彻底战胜陈凯歌精神压迫的工具，《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反过来成为陈凯歌的压迫者。”

　　这一年，张艺谋37岁，从一个叫摄影的工种，迈入了导演的行列。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电影未来20年双雄并立的格局基本形成。

　　1987—1993：各领风骚

　　1988年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加速了现代化进程,继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到商业浪潮的洗礼。文化市场迅速开始市场化，淹没了国家民族主旋律的进行曲。第五代式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民族寓言”式创作失去了它生存的可能与依托。第五代导演除了要面对严峻的审查制度，还要面临资金压力。

　　或许在此压力之下，1988年张艺谋竟开始尝试娱乐片，拍了《代号美洲豹》，结果票房惨败。那时候张艺谋也正处于私人感情的风口浪尖——那时他正闹婚变，和巩俐的感情曝光后，全国都在沸沸扬扬讨论他的离婚，恰好韩贝珠请他和巩俐去演《古今大战秦俑情》，于是他们接下来，去了香港避风头。

　　十几年后的今天，张艺谋跟程小东再谈《秦俑》，感慨万分。“我那时完全看不起他们的那个商业电影。演完了配音都没去。我说小东啊，后来想不到我也开始拍打戏，真的是……”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艺谋1990年拍摄《菊豆》、1991年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两部影片加上《红高粱》，被影评人认为是张艺谋的三部曲，可以听见“情欲在尖叫”的三部曲。

　　1992年，张艺谋在重庆为拍摄《一地鸡毛》选景，带了一个班子，选了一半，却突然对这个作品找不到感觉，于是临时抱佛脚，在《小说月报》上发现了一篇名叫《万家诉讼》的短篇小说。他马上在重庆跟作者打长途电话，就那么临时换成了一部《秋菊打官司》。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巩俐不能演这个戏，他的合作者们都认为张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和巩俐的特殊关系，而犯一个不明智的选角错误，秋菊如果是巩俐演，这一次她一定要演砸。没想到，电影居然拍成了，而且被很多人誉为是张最好的作品，一举拿下威尼斯金狮奖。而巩俐也用出众的演技，证明了自己，甚至在多年以后，国人脑海中都保有这样一种印象：巩俐只能演农村土妞，回不了城市了。

　　这时的张艺谋可以用“春风得意”来形容。虽然国内有学者开始声讨他作品中的“殖民情结”，但这并没妨碍他在国际上拿奖拿到手软。而此时，他的大学校友、曾经的工作伙伴、如今隐然的竞争对手却鲜有声息。直到1993年陈凯歌拍出《霸王别姬》拿到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这个奖是张艺谋一直想得而未得的。

　　《霸王别姬》的成功对陈凯歌而言是人生的一次意外。最初他看不上这个故事，觉得太轻巧，太过于戏剧化。《霸王别姬》制片人徐枫说当年陈凯歌死活不愿拍这个京戏班子的故事，她曾用了200多个小时反复游说。

　　“我先问他：‘凯歌你寂不寂寞？’他一听背就挺直了，一个女制片人这么问他。然后我说：‘你的《孩子王》全中国就卖了一个拷贝。’他的背更直了，他说：‘我不会为了任何人改变我的风格。’我说：‘没人要你改变风格，但你可以加上其他的元素，使电影更好看。”徐枫说服了陈凯歌，后来是众所周知影片的成功。

　　“《霸王别姬》在影展上得奖了，凯歌从电梯上下来，蜂拥而来的记者与影迷在下面等待着他。我在他身后问他，‘凯歌你寂不寂寞？’，他当时特别高兴，爽朗地说，‘不寂寞不寂寞。’”

　　1993年至今：“张艺谋”神话

　　20年前，陈凯歌在《秦国人》里形容张艺谋说：“我常和艺谋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的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的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20年后，那张秦俑似的面孔已经成了表达中国形象的符号之一。他拍摄申奥宣传片，导演雅典奥运会闭幕式，接拍广告片，直到《印象》系列，张艺谋似乎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各个领域内大获全胜。只除了电影。

　　1994年，张艺谋拍了改编自余华小说的电影《活着》。影片沉痛而从容，虽然很多人根据小说批评电影过于炫耀技巧，不够沉入人物内核，但还是有相当的评论认为《活着》是张艺谋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王朔甚至说：“张艺谋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电影《活着》，他要是拍不成电影，我想，他会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着，可能是他的首要问题。活着，拍电影，不择手段地拍，不择手段地活。”

　　他的话，仿佛是一种预告和概括。接下来的10年，张艺谋开始了他的百变尝试，甚至可以说，这10年里，张艺谋的每一次出击，都带来惊人的票房。如今，说张艺谋支撑着现在的中国电影工业并不为过，他成功地策划了中国电影的一次次高潮。

　　王一川是当年最早提出“谁制造了张艺谋神话”的学者，在他看来，恰恰是历史这位总“导演”，借文化与审美之手制作了“ 张艺谋神话”。但同时，“张艺谋电影确立了 ‘第五代’电影在中国的地位，却又把第五代从80年代精英文化轨道中抽离出来，带入一条始料不及的国际化大众文化制作的新道路。”这种国际化大众文化一旦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又迅速地被权力收买，进而互相利用，张艺谋在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扮演的角色已绝不仅限于一名电影导演，他是电影界的形象代表、总策划师、产业化先驱与文化寡头，这一点，恐怕远非陈凯歌所能及。

　　在他的工作伙伴张伟平看来，张艺谋就是个简单的一根筋。“比如那个时候他想让女儿张沫去美国留学，就自己去申请美国绿卡。过了一段时间绿卡就下来了。因为当时他在国际上不断获得大奖，算是在国际上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了。我很高兴地跟他说，你看多少人在美国刷盘子，就为得到这张卡，有些人可能绿卡都没拿到人都没了，你这么轻松就办下来了多好。他当时特认真地跟我说：‘我办这张卡只是为了女儿，等女儿在那边踏实下来了，我就把这卡退了。’果然3年以后张沫在美国安定下来，他就让我陪他去美国使馆退卡，美使馆的人都惊呆了，哪有拿到了绿卡还来退的！但是他很真诚地说：‘我不需要这卡，我要去很方便。’他觉得他就是一土生土长的中国导演，拿着美国绿卡没必要。”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张艺谋的单纯与认真。“这次我们去夏威夷领一个终身成就奖，他平时从不逛名牌店，那天我就带他去了路易·威登。在店里看到一双鞋，特别适合他，他把适合自己的衣服统称‘悲壮型’的，那双鞋就特‘悲壮’，大厚底，看上去很粗犷，他当时嫌贵，我就帮他把鞋买了。我估计他回酒店以后就一直在琢磨这双鞋，怎么看怎么‘悲壮’，越看越喜欢。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你昨天给我买的鞋太好了，太悲壮了，我昨天拿着看了好久。’上飞机安检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提了个纸袋子，他是那种喜欢上飞机带一堆杂志的人，在飞机上全看完，就留在上面，下飞机就可以空手。但是我发现他走时又提了个袋子，我就说：‘你的杂志不是都看完了吗？’再一看发现他提的是那双鞋，他怕放在行李里托运会压坏了，就自己手提着。”

　　陈凯歌当年说张艺谋“为艺谋，不为稻粱谋”。对于老同学当年的“精神礼赞”，张艺谋平静地回应：“没有人不为稻粱谋，那是凯歌一个抬高的褒奖，是不可能的，算是一种精神礼赞吧。有生存才有创作，所以不可能不为稻粱谋。”谁又能不为稻粱谋？陈凯歌自己也不能。

　　至于陈凯歌，他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导演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说过，“有人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而我只能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还曾经有传言说，陈凯歌拒绝接受35岁以下记者的采访。这些传言让陈凯歌和他的那些晦涩难懂的电影一样让人望而生畏，高高在上，高不可攀。

　　自从1990年代起，相对于对手张艺谋，陈凯歌一直扮演陪衬角色。虽然他曾经尝试过温情文艺片(《和你在一起》，很难说和《幸福时光》无关)，甚至屈尊拍起了电视剧(《吕布与貂禅》，这甚至是张艺谋至今拉不下架子从事的事)，他影片中稀缺的人文气质、浓郁的精英主义氛围以及始终未变的缓慢的节奏在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与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中国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的被边缘化及淡出名利中心(只是相对于张艺谋)，无可避免。

　　2005年12月，张艺谋和陈凯歌，《千里走单骑》与《无极》，媒体期待已久的PK大战即将上演。这绝对不是两人之间的终极PK了。他们二人的对峙乃至对决，仍将是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影坛的主旋律。面对这次PK，张艺谋说他喜欢这种热闹，愿意大家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制造一点电影之外的题外话，这对电影票房有好处。这一次，张艺谋再次显示出他的通达，或者是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