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1644年吴三桂的命运和悲剧

　　《江山风雨情》自11月初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后，收视率一直不尽如人意。投入与收视率的反差，据说主因是观众对剧中史实偏差颇有议论。这部电视剧反映的是明末清初明、清、大顺三方加上吴三桂这第四支力量的角逐和命运。《江山风雨情》的编剧、也是该剧原著作者、著名作家朱苏进曾以“大事不拘，小事不虚”来概括他自己对历史演绎的原则，并不惜在戏中为陈圆圆增加众多感情演绎，以“突出一个‘情’字”。

　　艺术创作的发挥当然另当别论。历史上，明末清初的吴梅村一句“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似乎为这段历史和其主人公之一吴三桂的抉择动因定下了永恒的基调。事实是否真如此？在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清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李治亭眼里，吴三桂绝不是一个脸谱化人物，历史也绝非因红颜而改变那么简单。

　　主笔◎蔡伟

　　“少年悬印”

　　无论对于东西方历史，1644年都可谓决定命运走向的一年。在英格兰，克伦威尔指挥的英国国会军在7月2日于马斯顿荒原一举击溃王军，这次转折性的胜利导致5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万里之遥的中国，史书上这一年纪年有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此外还有一个地方政权大西朝大顺元年。《明史》记载，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7天后，李自成就率领百万大军出西安，渡黄河，分兵两路长驱北京。此时关外满清数十年的袭掠已经让明王朝北部边防摇摇欲坠，而1641年明朝又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的境况。1644年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直接促成这一历史的人物，正是吴三桂。

　　吴三桂能够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不得不追溯他的发迹史。其父吴襄为明将，而吴三桂在十六七岁时就应试武功并中得武举，《庭闻录》里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他“少年悬印”。史书说吴三桂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他年少读《汉书》，被“仕宦当作执金吾，取妻当得阴丽华”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不过李治亭认为，吴三桂能够迅速升迁，乃由于他家与关东豪族祖大寿一家有亲戚关系。

　　吴三桂的家庭背景和非凡天资，终于让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20岁就荣升为游击将军。虽然明清正史从无记载，但是《庭闻录》、《吴三桂记略》和《平吴录》都曾记载吴三桂“少年救父”的“忠孝”事迹，说吴三桂在数万清军的围困中，率数十家骑出城成功救父并受伤。李治亭说，如果这一历史属实，那应该是在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领大军绕道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朝廷之命支援，在建昌(今天辽宁凌源)与皇太极部相遇。当时吴三桂父亲吴襄率骑兵侦察被清军围困，吴三桂此举可以说无愧“忠孝”二字。

　　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起兵举义后，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在长期战争中丧失殆尽，最优秀的军事人才在崇祯皇帝的猜忌和文臣党争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吴三桂却是一个例外。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在皇太极于8月发动的大凌河之役中，在增援大凌河战斗中因逃跑而导致全军溃败，遂被削职，但吴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军中供职。《明清史料》记载，崇祯十二年，吴三桂在27岁时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至此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在次年五月与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战中，吴三桂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与贼血战”。最后他奏报战斗“大获全胜”。

　　《明史》这样记载了此后的松山、杏山战斗中，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在锦州被围之际，吴三桂在众运粮官“惊心奴儆”的情况下，亲自“督运米车”，成功躲过清军的监视，在春节期间将粮食运入锦州。《明档》记载他自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

　　忠孝和背叛

　　然而在决定明清战争命运的松山决战中，吴三桂前后表现却判若两人。在初战中，洪承畴在小胜后上报朝廷的奏章中称赞:“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然而在此后决战中，他却未能和主帅兼老师的洪承畴同命运，反而擅自撤逃。尽管他布置有方，成为战争中损失最小的一部，以至清太宗赞叹他:“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然而无论如何，一向被明朝视为“敢战”的他在决战中逃之夭夭，李治亭认为实在“难以解释，而最终他竟没有受到朝廷处罚，也同样令人意外”。

　　吴三桂父亲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三千人。在决战中自率部署逃跑，因此李治亭认为，惟一可能解释，是吴三桂为保存自身性命和自家的军事实力。他认为，“以祖大寿和吴三桂为代表的关外豪族，凭借自身军事实力，才成为明清朝廷都全力争取的力量”。这也是吴三桂几乎从来没受到猜疑极重的崇祯惩罚的原因。李自成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后几天，崇祯就曾在德政殿召集大臣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其时崇祯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几乎无人响应，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朝廷惟一能够调动的机动力量。

　　正当崇祯皇帝和大臣们为了避免承担失地的责任相互推诿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不畏崇祯可能“事定以‘弃地’杀我辈”的危险，强调了将吴三桂撤离宁远的重要性:“……吴三桂勇将益收用，(不可)委之敌人。”此后他更再次上书，指出，“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微，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其实当时吴三桂给崇祯的上奏，已经显示他主张从宁远撤退的意思。

　　然而受封“平西伯”的吴三桂接到勤王的圣旨，从驻守的宁远(今天辽宁兴城)到山海关一百二十公里距离，竟走了八天。此前金军入侵北京周边时，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为解金兵之围，曾以精锐昼夜兼程赶赴北京。而此次吴三桂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然后才亲率精兵殿后，这其中有没有政治上的权衡，后人已不可考。

　　事实是，当吴三桂迟迟抵达河北丰润，崇祯皇帝已于前日自缢于煤山。《明季北略》记载，吴三桂于是感到再去勤王已没有实际意义，马上拨转马头会师山海关。在崇祯下令吴三桂入关前，为反驳吴三桂有降清之意的谣言，吴襄曾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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