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间谍目击日军在东北开妓院割耳撕票暴行

　　开妓院牟取巨额利润 撕绑票割掉富人耳朵

　　上个世纪末，一位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阿马利多·维斯帕的意大利间谍在30年代写下的自述。自述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东北期间为日军做事，后来帮助中国抗日游击队的曲折经历，自述揭露了日军统治东北时令人发指的暴行。

　　遭关东军威逼当了日本间谍

　　阿马利多·维斯帕是意大利阿格拉人，生于1888年。24岁时，他作为一名记者周游世界，足迹遍及南美、澳洲和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受雇于协约国，来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开始了间谍生涯。一战结束后，他进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国籍。

　　1932年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人突然闯进维斯帕的家，声称关东军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要见他，将其强行带走。土肥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与维斯帕相识，对维斯帕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觉得能让维斯帕这样一个老牌间谍为日本工作，对控制东北大有好处。于是，他用威逼、恐吓的手段迫使维斯帕就范。

　　一见面土肥原就说：“维斯帕先生，我不是邀请你，而是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必须替日本工作，你的家人已经被我们控制。我的习惯是枪毙那些显然对日本抱有恶意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维斯帕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但在土肥原的威胁下，他别无选择。

　　随后，他被带到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说：“日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必须设法让中国人支付日军占领满洲而花费的高额费用。为此，日本当局已经向一些可靠的商人发放了垄断经营权，包括在中东铁路走私货物、经营鸦片烟馆、输入日本妓女、开设赌局等。这些商人会向日本政府交纳巨额款项。因此，我们谍报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还要用间接的手段，强迫中国人、俄国人，特别是犹太人，交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而不让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干的。你的任务就是利用西方人的身份，秘密从事这一工作。”

　　维斯帕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日军的要求。从这时起，维斯帕成了一名日本间谍。在此后近5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和目击了日本人干的许多罪恶勾当。后来，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下来。

　　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

　　维斯帕在自述中，记录了日本官方经营的卖淫业的盛景。

　　开设妓院是日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专门指使一些商人成立公司，从日本国内输入妓女。这些公司把许多日本妇女送往中国东北，供给妓院、茶室、酒吧、舞厅和饭店。为了扩大规模，日本许多大公司和银行也都在这个行业里大量投资。

　　在哈尔滨，输入日本妓女的公司开设在托尔戈伐亚大街。门口由日本宪兵把守，不论国籍或人种，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包租女子。那些开设大妓院的日本老板进入时，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往往被领到一个豪华、漂亮的欧式房间里，翻看大本的影集；影集上的每一名女子照片旁边都有一段文字，标明这些女子是否是处女、高矮胖瘦、文化程度以及歌舞技艺等等。

　　如果人选能够确定，双方要签订一个合同。合同规定了包用的价格和时间。大多数合同规定的包用时间是5年，老板要预付25％的包银。大约半个月或20天后，老板就会接到银行的通知：“货物”到了，请支付“货”款的其余75％。于是，老板就会到银行交清“货”款，取得收据，把收据交到公司，然后在公司职员带领下，到一个汇集女子的旅馆当面提“货”。

　　按照哈尔滨的惯例，每当一家妓院包到一批新的女子，都要把她们打扮一番，然后让她们乘坐彩车招摇过市。车上有大幅广告，上面写着这些新来的姑娘的种种优点，而写得最明显的自然是妓院的地址。

　　日本妓院老板的兽性在远东是臭名昭著的，他们把手中的女子当作奴隶，任意践踏、辱骂、毒打甚至杀害。假如一个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会像追捕逃犯一样将其抓回，交给主人。逃跑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合同期满后，大部分妓女将被送回日本。维斯帕经常会听到妓女这样说：“几个月后我的合同就要满了，我要回乡去，跟父母为我找的男人结婚。”

　　妓院的存在往往伴随着烟馆、赌场的出现。这些在日军统治下具有合法地位的阴暗场所，充斥于东北三省。在黑龙江和吉林共有550家合法妓院，拥有7万多名日本妇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妓院112家、烟馆56家、吗啡商店194家。

　　绑架勒索成了例行公事

　　维斯帕还记录了日军靠绑票掠夺财富的丑行。

　　日军为了搜刮民财，在东北全境开展了大规模的绑票行动。他们绑架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富有的中国人、俄国人和犹太人。绑票行动由日本宪兵组织实施，谍报机关暗中配合。他们往往不直接出面，而是雇用中国或白俄土匪具体实施。他们把绑票当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几乎每天都要抓几个富人勒索钱财。

　　维斯帕奉日本谍报机关之命，在多起绑架案中担任翻译。他暗中记下了一些被绑者的名字和被敲诈的数额：富豪王尧卿为赎回儿子付款25万元，后又为赎回自己付款40万元；百货店店主莫惠堂被绑两次，每次赎金为10万元；商人张清和被绑3次，前两次赎金均为20万元，第三次为10万元；商人陆泰为赎回儿子付款10万元，为赎回自己付款5万元……许多富豪和前高官显宦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这些人被迫到庙里当了和尚。原哈尔滨警察厅王姓厅长在新坟园附近的一座庙里当了方丈。

　　最有影响的一次绑票案发生在1933年。犹太人约瑟夫·加斯普是远东闻名的珠宝商，兼营哈尔滨一流的马狄尔饭店。他的资产有几百万，日军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

　　1933年8月24日，日本宪兵司令部指使两名白俄匪徒，在一个停车场将加斯普的儿子西蒙·加斯普绑架，然后向老加斯普索要30万元赎金，但遭拒绝。在一个月的讨价还价中，老加斯普态度强硬，始终坚持先放人再付赎金，致使谈判破裂。最后，日军残忍地割掉小加斯普的双耳，并将其杀害。这一事件震动欧美，英、法、美等国许多报纸报道了此事，引起一片谴责之声。

　　老加斯普为儿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的人不仅有犹太人，还有中国人、俄国人，他们强烈抗议日军的暴行。

　　日军迫于压力，声称要惩办凶手，但却一再拖延，最后不了了之。

　　在维斯帕的自述里，日军的暴行还包括经营毒品、贩卖人口、抢劫杀人等，东北真正成了人间地狱。

　　加入抗日游击队险些被捕

　　在参与日军罪恶勾当的过程中，维斯帕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不愿意长此以往地为日本法西斯做事。

　　维斯帕在张作霖军中从事情报工作时，曾有一个俄国人作他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此人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并一直与维斯帕保持着联系。在无法摆脱负罪感的情况下，维斯帕决定为游击队做些事情。

　　1932年4月23日，游击队利用维斯帕提供的情报，袭击了日军的营地，打死143人，俘虏127人。从此以后，维斯帕成了双重间谍。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与日军巧妙周旋，不断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依据维斯帕的情报，游击队经常会准确地掌握日军的动向，因而经常会在敌人袭击时及时逃脱。

　　维斯帕的秘密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36年3月，日军开始监视维斯帕。9月初，日本宪兵司令掌握了维斯帕与游击队来往的证据，决定对他实施逮捕。在这紧急关头，维斯帕提前得到了在宪兵司令部工作的一个朋友的情报，于9月4日登上了飞往长春的飞机，后又从长春经大连、青岛前往上海，最终逃出了日军的魔爪。

　　日本宪兵没有抓到维斯帕，便将其妻儿投入监狱。后来，在游击队的积极营救下，维斯帕的妻儿出狱。1937年2月，维斯帕一家在上海团聚。

　　脱离虎口的维斯帕发誓要将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1938年，他完成了自述。在自述中他写道：“自述是为了履行我的诺言而写的，要表明真实，要道出真相，要把魔鬼的标记烙在日本军阀的前额上；要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日本军官的贪婪、残暴；要指出这些穿制服的畜生的行径是怎样的无耻之极；而且以人道、文化和正义的名义，说出‘满洲’人民在他们的压榨之下所遭受的劫难。……对于许多人，我所记述的事实仿佛是可怕的、难以置信的噩梦。然而，对于和日本军国主义有过接触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世界新闻报》特约撰稿人马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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